央视最帅体育主持，曾因满嘴跑火车被观众骂，如今不见踪影
在央视春晚换了新的主持人阵容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到了一些惋惜。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老牌主持人赵忠祥的风采。但是，我们不必过于担心，
因为央视还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然而，也有一些优秀的主持人因为某些原因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中，让人觉得可惜。今天，
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胖狗很喜欢的一位男主持人，他就是甄诚。大家可能通过体育频道的《城市之间》节目认识到甄诚，
他在这个节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裁判员奥利弗和中国队之间的沟通，同时还担任主持人的重任。甄诚的颜值大家应该也都见识过了，
身高182的他身姿挺拔，五官清晰大方。在节目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的个人魅力，他会安慰队员们当比赛失误时感到难过，
还会像照顾霍尊一样细心整理头发。看完甄诚的主持，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有巨大的潜力，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近两年我们却看不到他的主持了。最后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他的主持被人诟病满嘴跑火车。先说说甄诚的个人经历。
1979年出生于天津的甄诚，家庭是体育世家。他的曾外祖父是中国原百米记录保持者，外祖父是南开大学体育系的教授，
甄诚的父亲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从小就在体育氛围中长大的甄诚对体育产生了兴趣，同时也对主持工作感兴趣。13岁时，
甄诚曾获得少儿主持人大赛的优秀奖，后来他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并在读书期间获得了全国体育解说员大赛足球组总决赛冠军。
甄诚被选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现了自己成为体育主持人的梦想。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996年他因伤躺在病房中观看了亚特兰大奥运会，
而四年后的2000年他作为记者进入悉尼奥运会，这是梦想的力量。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甄诚主持了女足比赛。当时他还是大三学生，
看起来稚气未脱，但紧张和激动的情绪无法掩饰。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参与了《全明星猜想》（2003年）、
《城市之间》（2005年）、《球迷狂欢节》（2010年）等节目。在《城市之间》的十年中，甄诚获得了荣誉和关注，
大多数观众对他的认识也是通过这个节目。然而，在甄诚努力的过程中，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节目。2017年，
甄诚获得了主持女排比赛的机会，但他并不适合解说女排比赛，他的解说水平不够，这让众多女排粉丝非常不满意。有人批评甄诚“满嘴跑火车”，
认为他只是长得帅而已，还有人建议他去主持娱乐节目。这样的批评不止一两个，甄诚在那两年间受到了很多质疑和谩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两年我们很少见到甄诚的主持了。由于他没有公开的个人微博账号，观众们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让他淡出了主持圈。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甄诚主持的《城市之间》是最佳的体育竞技节目，不仅因为节目本身很燃，有刺激好玩的游戏环节，
更因为甄诚的主持能让节目更富有娱乐性和可看性。即使这个节目已经停播了，很多观众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开心。让我们期待甄诚的付出，
毕竟他的主持才华还是很不错的！以上是对甄诚的一些介绍和回顾，虽然他目前不再频繁露面，但我们对他的期待和支持不会变。
希望他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继续展现他的才华和魅力。期待未来，
甄诚加油！大家对甄诚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对甄诚的看法和期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寒门子弟如何实现人生逆袭？｜专访黄灯
四年前，非虚构作家黄灯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她以一己之力，引爆了二本学生的话题。
二本学生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相比于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二本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在公共舆论场中的存在感和话语权也较低。黄灯的作品，让二本学生第一次以一个整体面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她以温情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她在广东金融学院众多二本学生的故事，这些学生在求学、就业、生活上，面临着一系列真实的困境，却被社会长期忽视。
尽管这本书让黄灯载誉无数，她却并不十分满意。她觉得二本学生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她只讲述了在课堂内外所看到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究竟如何来到她的课堂，他们有着怎样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他们的父母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并不了解。相比于已经或者即将步入中产阶层的二本学生，他们的父母被遮蔽得更为彻底。这些父母都是默默无闻的底层劳动者，他们起早贪黑拼尽全力，才把子女送进了大学，创造了家族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为了了解学生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从2017年开始，黄灯花费了五年时间，走访了二十多个学生的家庭。她一路乘坐火车、大巴、摩托车、电瓶车，去到云南腾冲，安徽怀宁，广东郁南、阳春、东莞、潮汕、梅州等地，走进学生们的老屋或新居，参观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去到他们父母辛勤劳作的田间地头、养殖场或生产车间，去感受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去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的教育所做的努力。
今年2月，黄灯把这些家访得来的故事，集结成《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出版。透过这些鲜活的故事，我们能看到底层家庭的孩子，如何挣脱命运的枷锁，实现人生的逆袭。相比于那些精英家庭的子弟，这些寒门子弟要想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困难重重。由于教育资源落后，他们必须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小学，成为那里的尖子生，才有可能考取一所二本院校。而他们每个人的成功上岸，都需要来自整个家庭不遗余力的托举。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2月。
这本书不只是讲述个体的故事，还让我们看到许多重要的社会议题。比如，原生家庭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互补？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家长应该如何培养孩子？一个人该如何与糟糕的原生家庭和解？当今的大学生，面临着哪些普遍的精神困境？教育制度应该如何变革，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等等。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作者黄灯。她通过探访学生们的来时之路，更深切地理解了学生。她看到他们的坚忍、勇气和蓬勃生机，也看到他们在夹缝和泥淖中野蛮生长的力量。
黄灯，湖南汨罗人，学者，非虚构作家，现居深圳。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
当代大学生
丧失理想主义了吗？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和《去家访》所写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底层家庭，都有比较悲苦的成长经历，这是刻意选择的吗？为什么想要去家访？
黄灯：
不是刻意选择的，但呈现出来的结果确实如此。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底层家庭的孩子，更愿意找我诉说，他们本身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倾诉通道。而那些家境优越的孩子，他们的苦闷和压力要少很多，而倾诉通道又要多很多。
之所以要去家访，是因为我从教多年来，对学生的观察主要来自课堂，这种单向度的观察是有局限的，我对他们的叙述也可能是粗疏片面的。相比于学校，家庭与学生有着更为根本和紧密的联系，但是，家长这个群体的面目又是隐匿而模糊的，我们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不去家访，学生身上的很多东西，都会被遮蔽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无法看到学生成长过程中更为立体和完整的教育图景。
家访其实是课堂的延伸。走进学生的家庭实地考察，去到学生曾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或者他们父母劳作的场地，跟他们的亲人、同学、邻居深入交流。这种近距离的相处，让我看到家长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主体，对孩子成长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城乡融合、教育公平、亲子分离、跨省婚姻等社会议题。
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剧照。
新京报：为什么这些学生和家长都愿意敞开心扉，把家里几代人的往事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
黄灯：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曾经在工厂做过工人，那种本色的东西一直没变。后来虽然读了博士，在大学当老师，但我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我见到当年工厂里的老同事，还是会很亲热，我们可以手挽着手走路，可以趴在肩上玩闹，就跟当初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不单学生愿意跟我聊，那些卖菜的阿姨、超市收银员和我也都很亲热，愿意跟我分享各种事情。我觉得，我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工人。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和走访，你觉得底层家庭和富裕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在相处时会有隔阂或冲突吗？
黄灯：
根据我的观察，阶层冲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比如，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时候，班上有个汕头女孩，她的家境蛮富裕的。她爸妈送她进大学的时候，一来就说学校宿舍没有空调，想帮她到外面租房住，或者在宿舍里安装空调。在那间宿舍，有些孩子家里蛮穷的。但是，后来这个女生跟宿舍同学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任何不愉快。
还有《去家访》里写到的学生黎章韬。他跟我说，宿舍很多同学都来自珠三角地区，家境比他要好，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兄弟一般。还有书里的法律系“三剑客”，从家境来看，他们算是不同的阶层，但是关系很好。周泳彬的父亲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和公司高级合伙人；何境军来自廉江的一个小镇，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洁森的父母是初中毕业，从潮州到广州打拼，最终在广州安家落户。
人们常说阶层对立，但年轻人天然有一种超越阶层的感情，这是由他们的生命力决定的。无论如何，年轻人会比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更有理想主义。
新京报：说起理想主义，我记得你在《我的二本学生》序言里说，自己是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理想主义者，而讲台下的学生，则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的、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人。这与你刚刚所说的正好相反。
黄灯：
是的。从整体来说，现在的学生都在为生存而奋斗，生存跟理想主义本身就是矛盾的，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在他们身上存在某种理想主义。比如在课堂上，我跟学生讲海子的诗歌，他们都很喜欢听，会很动情地沉浸其中。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种诗性力量的牵引，那些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他们是有触动的。
我把理想主义理解为，年轻时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层面的强烈需求，比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现在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去搞关系，他们觉得那很龌龊，这其实就是一种不愿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
新京报：你在高校任教近二十年，根据你的观察，学生总体的精神气质有什么变化？
黄灯：
整体来说，是越来越原子化，精神上越来越孤寂。他们跟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了。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个人跟国家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毕业后包分配工作，还有福利分房。但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网络的隔绝，让学生们孤立无援。读大学、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临很多挑战。
我都没法想象，假设我当时面临他们的境况，我会怎么做。所以，他们没办法放松，没办法不焦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来自家庭的依托。正因为在生存状态上越来越原子化，与集体的关系越来越松散，自然而然地，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就越来越冷淡，会更关注身边的小确幸。
新京报：原子化可能还表现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感情比较淡漠，现在的年轻人更强调自我，而非融入集体。
黄灯：
是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去外面玩，都是全宿舍一起行动，比如去公园滑冰、野炊，或者在宿舍打牌，集体活动特别丰富。现在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依然很好，就跟兄弟姐妹一样。大学同学群里每天都非常活跃，留在当地的同学，隔三差五还会有聚会。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之间感情如何，没有深入了解过，但可能确实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学生告诉我，他们在宿舍交流，都不直接说话，而是发微信。我当时听了，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学生跟我说，“黄老师，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一听到电话就紧张。”大家都有电话恐惧症，所以，我现在也不轻易给学生打电话了。
“相比贫穷，缺爱更可怕”
新京报：《去家访》写到的十几个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太好，有的父母关系还不和睦，但他们都考上了二本院校。你觉得，家庭能给予孩子最重要的支持是什么？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
黄灯：
我在书里说：“相比贫穷，缺爱更可怕。”当然，如果我对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说，“其实精神更重要”，我会觉得这句话有点假。因为如果连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没法保证的话，那些孩子直接就没有机会读书了。书里写到的很多学生，他们的父母都要花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来获得物质上的基本保障，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同时我又观察到，那些留守儿童和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孩子，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见过很多留守儿童，有的跟着爷爷、奶奶，有的寄养在亲戚家里，有的独自一人生活，有的甚至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我记得有个从小留守的学生跟我说：“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这句话让我很震惊。这些孩子看起来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他们的内心阴影其实是很大的。哪怕他们后来上了大学，童年的伤害依然会在。相比之下，有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父母给予了孩子足够的关爱，孩子可以活得很阳光。所以，我才说“相比贫穷，缺爱更可怕”。
新京报：这些底层家庭的孩子能考上二本学校，其实已经超越了身边的很多人，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的。
黄灯：
真的是这样。以前我不觉得，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和同事，大部分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家不会觉得考二本有什么难度。但是，当我对二本学生的成长经历有了更多了解以后，我就觉得他们实在太了不起了。
像书里写到的何境军，他就读的廉江市一中，全校有1600多个学生，但一届学生考上本科的才20多人。理科考得最好的，进了华南农业大学（一本院校）；文科考得最好的，只能进广东金融学院这样的二本学校。
他当年就读的初中，两百多名学生，能考入廉江一中的，只有10个人。必须是初中重点班的学生，才有可能进入高中。而要进入初中重点班，又必须在小升初考试中排进前120名。他的一些小学同学，因为没有考上初中重点班，就辍学了，从此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太大了，竞争太残酷了。
小静的妈妈骑摩托车带黄灯去茶园。（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根据你的走访，那些从贫困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何共同特征？
黄灯：
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我走访了那么多家庭，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这些学生的父母都很重视教育。以前我会觉得，只有中产阶级的父母才重视教育，他们会拼命地“鸡娃”。去家访后，我才发现，那些能够考上二本的农村孩子，他们的父母同样很重视教育。只不过他们“鸡娃”的方式，不是去买学区房、报补习班、参加各种竞赛，而是自己拼命赚钱，让孩子有条件读书，并且，他们会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
比如，书中于魏华的爸爸，专门从东莞回到兴宁老家，陪了孩子两年，因为于魏华小时候调皮好动，根本坐不住，不能安心学习。他爸爸担心他跟那些坏孩子在一起，就放弃了东莞的工作，专心陪孩子。
等他的习惯慢慢改正以后，他爸爸才重新回到东莞去打工。于魏华的爸爸发自内心地认为，如果孩子不能成才，挣再多钱也没有意义。何建军的妈妈也是这样认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惊人地重视，不计代价地付出，也都有着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更多家长来读这本书，他们可以借此看到别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凡是成绩好的孩子，父母通常都是品德好、习惯好、工作勤快、价值观正，不赌博，不酗酒，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而那些天天坐在牌桌上的，孩子没几个有出息的。
在我访问的所有家庭里，父母至少有一方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能托底就可以了。比如，张正敏的爸爸重男轻女，想让她早点出去打工，但是，她的妈妈扛起了所有的生活重担，千方百计挣钱供她上学。
廖文瑜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她妈妈的坚持，她绝对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她爸爸和爷爷的认知里，女孩子就应该早点打工、嫁人，没有别的路径。他们绝对想象不到，女孩子还可以上大学，可以留在大城市闯事业，他们没有这个想象力。
应试教育就像是
吃盐比赛
新京报：张正敏和她的哥哥，一个是上进好学的大学生，一个是游手好闲的混混。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天赋和后天教育，哪个更重要？
黄灯：
对于这种差异，张正敏自己都觉得无法理喻。她跟哥哥说，我跟你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么勤奋好学，而你那么懒散堕落？不得不说，这跟天性有一定关系，另外，可能跟男女的自我要求不同有关。
我在大学发现，女孩子往往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们特别用功，只要有一点点机会，都想要抓住。很多男孩子反而表现得无所谓，出现了阴盛阳衰的局面。我想，这可能是应试教育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
应试教育越来越僵化以后，因为女孩子懂事早，她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强，所以更早地获得了学习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正向激励她们；相反，男孩子心智发育晚，他们过早地获得了挫败感，挫败感会影响他们的元气。
当然，这种结论主要来自我对生活的观察。举个例子，我儿子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法赶上班里的某个女生，那个女生在各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完美。
现在小学的考试，要求学生无比细致，这种应试教育对人的束缚太大了，需要引起警觉。阴盛阳衰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反过来影响女生的选择。如果男生整体不优秀的话，很多女生就会觉得，不如不谈恋爱、不结婚。
新京报：应试教育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升学机会，却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你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吗？如何既保证教育公平，又规避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
黄灯：
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但暂时还没有答案。高考变也不行，不变也不行。如果取消高考，采取国外的申请制上学，那么，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孩子，马上就会占据所有资源，穷人家的孩子就更加没有指望。
而应试教育如果不改革，那么，每个学生和家长都累得要死，做很多没有意义的训练。就像是比赛吃盐一样，谁吃得多，谁就上更好的学校。这个过程对人的损害是很大的。
教育部肯定也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学生是不怕吃苦的，让他们累一点也没关系，但是，要教给他们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说句不好听的，有些孩子从小练武术、学厨艺，学十年八载，说不定还成才了，可以凭一门技能立足。而一个高中生出来，却没有能够立足的本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我也想知道答案。
新京报：如果像德国一样，在更早期就进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吗？
黄灯：
这个办法在德国可以，但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因为德国没有职业歧视，而我们有比较严重的职业歧视。如果要实行教育分流，需要把很多关系理顺。比如，退休待遇要更平等，公务员、国企员工和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养老金要一致。
在德国，一个水电工、泥瓦匠，也可以有体面的收入，他们可以靠手艺养家糊口，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但在我们这里，表面上说“劳动光荣”，但实际上在收入和福利上区别对待，体力劳动者活得非常艰难，他们自己可能都觉得低人一等。所以，在中国，实行教育分流很难起作用。
黄灯在家访中。（受访者提供）
这本《去家访》，看起来确实是治愈人的，但它叙述了一些基本的事实。那些底层家庭的父母，那么勤劳，那么努力，人品那么好，但是，他们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把孩子送进一所二本大学，而孩子毕业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去学生家走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普通劳动者太不容易了，活得太累了，他们的付出应该获得更多回报。
我们不是毫无存在感的灰尘
新京报：非虚构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往往都有很深的关怀。我记得作家梁鸿曾说，自己靠写梁庄名利双收，但是，梁庄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她为此深感歉疚和无力。作家袁凌也是如此，他的书桌上曾长时间摆放着一张矿难死者的照片，他没能帮到那家人，觉得自己对他们有所亏欠，就让那张照片日夜盯着自己。他采访过尘肺病人、矿难幸存者、留守儿童，他们都是一些不被看见的底层群体。我从你的书中也看到这种人文关怀，你对学生有深厚感情，却对很多事情爱莫能助，你是否也时常被一种无力感包围？又是如何化解类似的精神困境呢？
黄灯：
这其实是非虚构作者面临的共同的精神困境，我也有，我缓解的方式是做事。我本来没有刻意去当一个作家，是偶然才转向了非虚构写作。在教学和写作之间，其实我更看重教学。
写出他们的故事，其实解决不了太多问题，但是，通过一些课堂实践，我看到一些积极的效果。我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学生的命运，并尽力帮助学生找到安放身心的途径，这种明确的“建构性企图”，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
我带着同事去做一些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然后让他们把思考的结果写出来。通过这样的训练，让学生获得力量感。因为我始终和我的写作对象在一起，更方便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相比于梁鸿和袁凌，我在精神上的困扰会少一些。
新京报：你在课堂上，是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的？
黄灯：
就是教他们去观察那些被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去思考自己跟周围世界的关系。比如，我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给学生上课，很多孩子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和深圳是什么关系。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到深圳来读书，其实跟深圳有很多深层次的关系，值得你们去思考。
深圳本身就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产物，是因为很多像你们父辈这样的人来到这里，才把它慢慢建设起来的。你们跟深圳的关系，就是你们跟时代的关系。
当我这样跟学生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豁然开朗，马上就能理解自己是怎么长大的，然后马上就知道如何去写作了。我认为，一个人能建立起和时代、和身边事物的关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他会变得特别结实，会感觉生活不是空的，从而获得一种力量感。
我们教文科的，不能教学生实用的技术，但能够促使他们养成思考的习惯，让他们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成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孩子会陷在成见里，比如因为家境贫穷，就很自卑。
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穷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你们父母的错，引导他们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当我这样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会更坚定有力。
新京报：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迷茫和虚无，你的这些启发，其实是让他们看到世界的整体面貌，知道历史是如何演变过来的，这样他们就能更精准地找到定位。
黄灯：
没错，其实就是建立人生的坐标。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意义的，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我们不是毫无存在感的灰尘，而是一颗实实在在的、可以在大地上着床的种子，我们要建立生命内在的充盈感和力量感，这个很重要。你别看那些孩子长得牛高马大，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懵懵懂懂的，并没有真正长大。
纪录片《归途列车》剧照。
新京报：你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些课堂实践，对学生的改变大吗？
黄灯：
我不能说带来了很多改变，因为我教的不是中文系学生，而是上的选修课，这些学生可能来自汽修、助产之类的专业。可能对有的学生来说，我只是他们学习生涯里的一个过客，但也有一些学生会给我正面反馈，他们会觉得自己被照亮了，生命被激活了。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大学的课还可以这样上。此前，很多人都认为，文科的课就是“水课”，不认为课堂上可以讨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但是，经历过这样的课堂启发以后，他们觉得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被重新唤醒了。让学生破除“成功学”对自己的禁锢，回到“整体的人”的成长，这恰恰是教育最核心的环节。总体来说，课堂效果还是蛮让人安慰的。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如何互补？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主要谈学校教育，《去家访》主要谈家庭教育，两者形成互补。你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分别起什么作用？
黄灯：
家庭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等，都跟家庭教育紧密相关，这些会伴随人的终生。根据我的观察，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父母常年陪伴长大的孩子，尽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学，甚至出现在同一间课堂，但从他们的状态看，那些缺乏陪伴、独自成长的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为内向、不自信、容易紧张，而那些父母陪伴长大的孩子，性格上则要舒展、自信和从容很多，这就体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学校教育是对家庭教育的补充，学校会赋予学生一种全新的知识结构，提供许多精神层面的滋养，这些是一般的家庭难以提供的。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就离不开学校教育。
尤其对很多农村孩子来说，家庭教育是很不够的，学校教育会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变量。正因如此，虽然现在文凭严重贬值，很多人一毕业就失业，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读大学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如果他们不读大学，就注定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能去做那些低收入的、极易被替代的工作。
新京报：在我看来，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可能不是学到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而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比如，书里的张正敏以前很自卑，但受过大学教育以后，她能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和人生，并且去关注与他父母同类群体的命运，这种反思意识和能力都来自学校教育。
黄灯：
是的。张正敏在大学期间彻底接纳了自己，拥有了直面真实的勇气，去和社会偏见对抗。其实，就算是在二本院校，也有很多出身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们的专业修养和人品都很好。
如果不读大学，他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老师，也无法接触到学术讲座和很多前沿资讯。大学是一个巨大的场域，它跟我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尤其跟农村那种恒常不变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的大学教育，性价比和以前比，低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特别强调大学精神那些“形而上”的层面，对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其实是有点残酷的。他们的父母付出艰辛，把孩子送到学校，眼巴巴盼着他们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实情况可能远不如他们的预期。当学校教育所提供的支撑变少，家庭教育里面的某些因素就被激活了，它会成为一种新的资源。家庭教育对孩子品格的锤炼，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书里的罗早亮，他父母从小要求他勤快、做事踏实认真，不能娇生惯养，这些质朴的价值观塑造了他的性格。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的小学当老师，他内心是安稳而自洽的。
罗早亮和父母。（受访者提供）
他没有抱怨，他想的是如何踏实地把学生带好，把校门口的红绿灯装起来，以免学生被车撞到。他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变化，坦然接受现实的冲击。当一个人没有太多其他可能的时候，家庭所给予的最原初的信念和品德，会成为他们人生最大的支撑。
我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例子。我从小跟外婆长大，外婆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与人为善。她不懂得什么“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但她从小教导我不要怕吃亏，能帮助别人就尽量帮，做一个善良的人，不要求回报。
我今年已经50岁了，现在回忆起来，外婆对我的教育真的很有用。哪怕别人占了我的便宜，我的内心也能特别安定。一个人如果对别人善良，就不会为了争夺一点点资源，或者因为掌握了一点点权力，就去害人。
这些朴素的价值观，千万不要以为没用，其实它们很有用。尤其像我们在外面生活的时间长了，会面临各种诱惑，这时候往往就是那些最朴素的价值观，在帮我们做出选择。这些价值观不是来自大学教育，而是来自家庭。
学校对老师好，
老师才会对学生好
新京报：你曾担任学院院长，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管理制度，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黄灯：
对目前的大学老师来说，最让人不舒服的是考核太多，标准太僵化。各级部门对大学的考核无穷无尽，高校领导都要疲于奔命，像本科评估、专业设置、专业评估、学位点争取等等，这些考核最终都落到每个老师头上。而老师还要做课题、写论文、评职称、评优秀教师，我亲眼目睹，这些事情把青年老师的活力和热情都耗光了，让他们非常劳累。
新京报：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老师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黄灯：
那是当然，他们心情不愉快。有一年，我到西北一所学院讲学，校领导问：如何才能提高老师上课的积极性？我直接说：“你们对老师好，老师就会对学生好。你们不折腾老师，老师就不会折腾学生。”
学校要让老师心情愉悦，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多干活。但现实情况是，老师们经常被各个部门折腾来、折腾去，甚至一些涉及老师核心利益的政策，诸如评职称的条件、论文认定的标准总是人为地变来变去，把老师搞得疲惫不堪。
我算是比较幸运，比较早就评完了教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毕业比较早，2005年就博士毕业了，那时候博士还不太多；另一方面，我本身科研能力也不差，而且我很早就意识到，在大学里面，要想得到更多自由，最好的方式是不受职称约束。事实上，我的非虚构写作，就是在评完职称之后才开始的。
其实，我在大学里面算是一个另类。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包括对自己的定位，都跟很多老师不太一样。我不太在乎外界的评价，很少去填那些表格，除非是很简单的、不会折腾我的东西。如果我发现一样东西对我损耗太大的话，我就会放弃，哪怕它的利益很诱人。我宁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才能对学生那么有热情。
学习的目的
不是竞争，是成长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在课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黄灯：
原因就是他们在中小学阶段被“鸡”得太狠了，整个基础教育过程让孩子很不快乐。有一次，我问儿子，他们班有没有特别喜欢读书的？他说：“妈妈，我跟你说真话，发自内心喜欢读书的，没有几个。”其实，客观而言，我儿子所念的学校一直还比较宽松和人性化，但学生还是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学校存在大量无意义的竞争，比如，片面强调分数，按成绩划分重点班和普通班，在班级内部对学生进行分层，等等。对孩子过早、过细地分层，绝不是一件好事，它对所有孩子（包括那些成绩好的孩子）都是一种损耗。因为分层就是在给学生贴标签，那些没有被分到高层的孩子，会感觉自己被歧视，从而形成自卑心理，甚至因此放弃学习。
电影《我本是高山》剧照。
而对那些成绩好的孩子来说，片面强调竞争，而不是学习本身的价值，也会让他们没有真正的精神支柱。很多学生在拼命考上大学后，很快就陷入虚无和迷茫，就是中小学阶段留下的后遗症。
对于划分重点班，我之所以有那么深的感触，是因为我读高中时就不分重点班。当时，我所就读的湖南汨罗一中只有两个文科班，我们隔壁班出过全省的文科状元，但也有总分100多分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班里，学生的成绩差距可以很大。
很多人以为，成绩差的人会给成绩好的人拖后腿，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虽然成绩差的学生，可能会影响老师讲课的进度，但是，成绩好的学生会因此获得更多自主学习的时间，他们的成绩并不会受拖累。
而且，不同成绩的孩子安排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那些成绩好的孩子，能从成绩不好的孩子身上看到，就算成绩不好，我一样能活得很自在，天也不会塌下来。这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安慰，焦虑得到缓解，这对学生的心灵成长非常重要。
新京报：日本的心理学家岸见一郎，在《幸福的勇气》里也说，不要在同学之间搞竞争，竞争会导致敌对、嫉妒和自卑，有竞争的地方就会产生策略，就可能滋生不正当行为。一个理想社会应该用协作代替竞争，要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共同体当中，建立与他人的友好联系，以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按照阿德勒的观点，人类最具根源性的需求就是归属感。
黄灯：
没错。学习的目的不是竞争，而是成长，同学之间不应该是竞争关系，而是互相陪伴的关系。为什么现在中学生出现那么多恶性的霸凌案件？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竞争导致的，竞争导致互相攀比，怕别人好，怕自己差。大家相互瞒着、哄着，这太可怕了。
当然，竞争不完全是学校管理制度造成的，而是因为有功利的目标在牵引，要上更好的中学和大学，同学不经意间就变成了竞争对手。所以，说到底，需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环境，要对教育理念重新认识。
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反正大家毕业以后都有工作分配，不存在谁损害谁的利益。但现在的大学，保研名额、考试绩点、奖学金评定，都需要竞争，一旦有竞争，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微妙，不再那么纯粹。
新京报：面对这些问题，你觉得大学老师要如何帮助学生？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一上完课就见不到人了。
黄灯：
我觉得，首先，不要刻意强化师生之间那些负面的东西，新闻媒体经常曝光高校老师的丑闻，但在我看来，90%的老师都是好的。我在广东金融学院做过管理工作，当过二级学院院长和教研室主任，有时候带着教研室的老师做事，没有一分钱经费，但老师们都会积极参与。
我在深职院办工作坊，几位老师志愿带学生写作，还要做很多琐碎的会务工作，同样没有任何报酬。总体来说，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单纯的，老师们都有一个最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好。
其次，关于给大学老师的建议，我觉得无非两条：一是把课上好，学生是来学专业知识的，老师上课绝对不能敷衍，这是底线要求。二是要多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因为学生太年轻了，还没有完全长大，他们有精神成长的需求，老师需要关注这些需求。无论在课堂内外，当学生碰到难处，深夜给你打电话、发邮件的时候，你要及时作出回应。
电视剧《外婆的新世界》剧照。
新京报：你的“二本学生系列”引起很大的反响，你希望它们能起到怎样的社会效应？
黄灯：
这两本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写作的目的，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二本学生的境况。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二三十年。
当初扩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学生在大学里多待几年，缓解一下就业压力。随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学扩招刚好给市场提供了大批优质的人力资源，就业压力得到及时的化解，所以，当时的机遇特别好。但近年来，随着就业机会减少、文凭贬值、房价高企，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真正的挑战开始出现。
二本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最广大的受众，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我完整地亲历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过程，见证了三十年来二本学生命运的变迁，我去追踪学生毕业后的境况，也去走访他们的原生家庭，就是想完整地呈现二本学生所经历的教育图景，去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的命运。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
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会觉得二本学生的学术功底差，读书不够用功，但是，在读了这两本书之后，他们会知道，其实二本学生也很优秀，也很努力。书出版以来，我收到很多正向的反馈。比如，很多二本学校的学生给我来信，说以前不敢说自己是二本大学的，觉得羞于启齿，但看了我的书以后，他们就敢说了。
中山大学的黄达人校长告诉我，他读了我的书之后很受触动，就在一些场合呼吁大家多关注二本学生，多给二本学生一些机会。在招研究生的时候，不能因为学生第一学历不好，就把他们淘汰掉。
还有好几个用人单位的老板跟我说，他们以后也要多招收二本学生。每次收到这样的反馈，我都很感动。可能我无法改变大的环境，但是，让这种小的改变发生，让更多人关注到二本学生，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
特约采写/徐学勤
编辑/荷花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