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夜话】我县最早的高等学府
来 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9辑《往事回眸》（孙法仲主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07出版）
作 者：李林山
撰稿时间：2009.03
1929年，我们这一地区属迁安县。南团汀在当时属于有名的文化村，除了有完全小学，还有职业中学。名义上是职业中学，实际上是按普通初中设置课程。毕业3个班以后，因迁安县政府停止拨付经费，被迫于1934年停办。从那时起至建国后的1950年，今迁西县境内就没有中学了。
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教育。1951年，迁西县委、县政府决定创办初级师范学校，6月份发出招生简章，凡高小毕业和具备同等学历者均可报考。首批招收100名。简章中还特别标明，考入者每月9元学费，全由国家供给〔7元伙食费，2元文具费〕。
那时我正在南团汀完小读五年级。当时国家有规定，学校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也就是说，五年级的学生要延长半年学时，到9月1日才能升入六年级。当时我想，这半年等于白过，而且招生简章中允许同等学历者报考，特别是每月9元学费全由国家供给，几乎不用家里花钱，这一点对我很有吸引力，因而决定不再升六年级，提前以同等学历者报考。考上更好，考不上也不算丢人，碰碰运气而已。
有一天，县干部学校的吕华甫老师到南团汀学校与老师们闲谈，说到县里要办师范，正在招收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来又谈到语文教学中的一些名词、成语，如“游移”“岂有此理”等等。当时我在一旁听，对这些名词、成语有了一些印象。
1951年7月的一天〔具体哪一天忘记了〕，按照招生简章规定的考试时间，我早晨四五点钟起来，草草吃了母亲为我热的冷饭，步行30华里，用3个多小时从北团汀赶到了县城，走进了设在兴城完小的考场。
主持考试的是教育科长王泽民、科员曾纪汉，还有马玉书、田雨时等。报考者大约200多人，设4个考场，每个考场设监考1 人。考前宣布考场纪律，违者取消考试资格。先考数学，后考语文。
看了试卷，心中发慌，有的会答，有的不会答。只好会的就答，不会的就放下。语文试卷上竟然出现了“游移”“岂有此理”等名词、成语的释义题。难道这是巧合吗？上午9点进场，11点出来。从答题的情况看，不敢抱多大希望，听天由命吧！然后就是焦急地等待发榜。
200多人的卷子也好判，上午12点就张榜公布了。榜上的名次是按得分多少排序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金和、田连凤、吴元英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在榜的中间部位才找到我。我想，不管名次高低，榜上有名就好，总算没白跑一趟，因此异常兴奋。
看完发榜，凡被录取者都高兴地走进了饭馆或饭摊儿，理直气壮地吃起饭来。也有的是自带干粮。
此时我也感到饿了，但我既没带干粮，也没带一分钱，只好看着别人在那里吃。之所以没带钱，我是怕考不上，没敢和家里要，准备如果不能录取，就偷偷回去，继续读六年级。可现在被录取了，没钱，照样没权力吃饭。
正在这时，南团汀的吴春贵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没带钱。他主动借给了我两毛五分钱，买了一碗片汤吃了，身上立刻有了劲。然后，又第一次在兴城大街上绕了一趟，一切都感到新鲜。完后，便和南团汀完小同来的考生一起愉快地回家了。
刚一进门，父亲便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到县城考师范去了，而且还考上了。我底气十足地回答。父亲带着平时少有的笑容问道：“你为什么不跟家里要钱呢？”我说怕考不上，没敢要，见到榜上有我，才向别人借了两毛五分钱。父亲高兴地掏出三毛钱，说明天赶快还人家。
对吴春贵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主动借钱给我，我终生难忘。毕业后我们都当了教师，每次相见我都表示感谢。直到2007年，我们都七十多岁了，在兴城大街上相遇时，还会提起那些难忘的往事。
1951年9月1日，是迁西县初级师范开学的日子。父亲赶着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送我到兴城上学。
路上，我们父子二人都很高兴。但我和父亲高兴的原因可能略有不同，我高兴的是抓住了机会，以五年级的学历考上了迁西县第一所师范，毕业就可以当教师了，而父亲高兴的则是免去了供我上学的沉重负担。每月9元钱的开销对一个农家来说，当时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但我们高兴的理由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好时代。
开学了，师范学校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只好临时借住在兴城完小，教室也是借用小学临街的6间教室。男女宿舍都是由教室改装的。男宿舍是西边3间平房，床铺是炮弹箱子搭的，上面铺上稻草，行李放在稻草上。60多名男生挤在一起，睡觉翻身都有困难。女宿舍在东院的两间教室里。吃的是东北高粱米干饭、高粱米粥就咸菜，中午有时候给块豆腐，放点咸盐。红色的粥、白色的豆腐，可谓红白分明。时间长了，倍感单调，但吃起来还是很香。第一次离开家过集体生活，我们充满了乐趣与美好的向往。
当时还没有校长，由教导主任周舒平负全责。教师没有到齐，课本也没有发下来。但校领导和老师们却已经为开学典礼忙活起来，书写标语、布置会场、购买必要的东西等等，学生们则学唱《国歌》。
9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地点在兴城完小南面临街的3间教室里。书桌撤出，全部摆好凳子，前面黑板上方挂着毛主席像，黑板上写着“迁西县初级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仿宋大字。主席台由一行书桌拼成，上面蒙上鲜艳的红线毯，放着茶碗，县委、县政府、教育科的领导同志在前面就坐，学生挤满了教室。
典礼由教导主任周舒平主持。第一项，宣布开学典礼开始；第二项，全体起立，唱《国歌》；第三项，请领导讲话。
县领导同志讲话的大意是：迁西县是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生活困难，文化落后。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抓好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拨出专款，为我县创办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也是迁西县第一所最高学府。它的宗旨就是培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合格的人民教师，毕业后走上教育岗位，为迁西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教师们精心育人，争取把迁西师范办得更好！〔热烈鼓掌〕
第四项，是周主任向同学们介绍各位老师。周主任说：“现在老师们还没有全部到齐。已经到校的有：谈国光老师谈先生，李辅庭老师李先生，苏俊义老师苏先生，事务老师王化庭王先生……”
开学典礼简单而隆重。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县主要领导都亲自出席了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县里的大干部。
开学典礼结束以后就是分班。按县教育科的意见，首批招收的100名学生要分成甲、乙两个班。甲班为一年制，乙班为三年制。因为当时迁西县太缺教师了，有的村因为没有教师而不能开学，要求甲班学生经过1年的短期学习，尽早走上教育岗位。乙班学生要经过3年的正规教育，达到初中文化水平，然后再充实进教师队伍。分班的原则是：凡是成绩较好的、年龄较大的都编入甲班，其余的编入乙班。我年龄较小，考试成绩也不太好，自然编入了乙班。但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自主自愿。所以，有的虽然年龄较大，但本人要求多学习两年的，也编入了乙班。李振山就是这种情况。
编班以后，就是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的建立。县委组织部、团县委派人进入学校进行了指导。由于教导主任周舒平不是党员，老师中也没有党员，不够建支部的条件，故而由李振山、王翠芝、魏雨清3名党员组成了临时党小组。团总支由李振山任总支书记，张金和任副书记。学生会主席由张金和担任，因为他考取了第一名。
党团组织和学生会成立以后，学校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宣布党小组、团总支、学生会正式成立，并请学生会主席张金和讲了话。
编班和各项组织建立以后，学校抓紧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宣布纪律，规定作息时间，克服自由散漫习惯，以便使学校尽快步入正轨。一是起床后要做早操，二是上课不准迟到早退，三是不准无故旷课，四是晚上睡觉前要点名，五是除礼拜日外不准随便上街，六是遵守纪律、树立良好校风，七是上街买东西要给钱，不能贪小便宜。有个同学到商店买文具没给钱就走了，店主反映到学校，学校很重视，找该生谈话，进行了批评教育。
开学两个月后，新校舍基本建成，12月初搬入新址。学校当时坐落在现在的迁西宾馆院内，占地大约40多亩。整个规划设计采取了新老结合的方法，青砖灰瓦，白灰粉墙，前后玻璃窗。大门北开，临街的3间做门房，中间是过道，东西两间是传达室和门卫。进大门南行20米是4间瓦房，中间两间是老师办公的地方，东西间是校长室和教导主任室。这里也是整个学校的中轴线。中轴线东西两侧各建3排一拉6间的房屋，西边3排18间是教室，东边3排18间是老师和学生的宿舍，还有伙房和餐厅。再往南就是操场了。在当时算是最好的房子了，也是最大的院子了，连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都住在狭窄的旧房子里。
学校是新的，老师素质也是较高的。数学老师褚汉华，后师〔即滦师〕毕业；几何老师高仲海，出席全国的先进教师；语文老师苏俊义，曾与李尔重〔后任河北省省长〕同时留日；历史老师谈国光〔甲班班主任〕，师专毕业，曾在河北省教育厅供职；地理、体育老师李辅庭〔乙班班主任〕，曾于丰润某中学任教；语文教师田祖光，高中毕业；杨文选，滦师毕业。还有理化教师杨祖元，生物老师常凤翥，音乐教师兼教导干事高洁辉〔女〕，后来是万乃堂〔女〕。这些老师敬业精神都很强，业务水平都很高，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就是，除褚汉华、田祖光、杨文选以外，这些教师都是丰润籍，说明丰润县在解放前就有许多文化人。到1952年，上级派来李慕芳任校长，他是共产党员，迁西师范从此也就有了党支部。李慕芳调走后由李文川当校长，这时迁西师范已并入迁西中学，副校长王善臣，教导主任曹庭立。此时，学校党组织已经健全，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3年，李淑芹、张淑静、时荣长、马凌生等入了党。
学习是紧张的，生活也是愉快的。经费由国家供给，免除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同学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总是有某些优越感。校舍是全新的，桌凳是全新的。那时没有电灯，晚自习点汽灯，教室里通明瓦亮，还生着火炉，由工友蒋玉文管理，优质的开滦煤把炉子烧得通红。
伙食搞得也不错。老师吃小灶，每月9元钱；学生吃大灶，每月7元钱。除经常吃秫米饭外，每个星期改善两次生活，有馒头、炸饼、揽龙和粉条炖猪肉，但大米很少吃到。
餐厅里摆着大餐桌，每桌8人，固定不变。选出桌长，负责清点人数。每到吃饭的时候，学生涌入餐厅，各就各位，盛好饭，但谁也不能先吃第一口。等到管事务的老师高声喊：“同学们准备好了没有？”学生答：“准备好了！”老师再喊：“开饭！”餐厅里立即响起嗒嗒的吃饭声和叮叮的碗筷撞击声。每天三顿，顿顿如是，场面之壮观，至今记忆犹新。饭是不限量的，可敞开肚皮吃，但菜是有数的，每桌两大碗。于是，这里就有文章了：每人都盯准菜碗，但关键是看夹菜的技术是否熟练，节奏快慢是否合理，太慢了吃亏，太快了就会让人反感。品性如何，这时往往也有表现。
当时物价很低，市场上供应很好，每月7元钱的伙食费不但可以基本吃好，还有些节余。1952年上半年，学校用这部分钱给每个学生做了一套灰布校服，男生为标准的立领学生装，女生为敞领双排扣。那时时兴肥裤腿，裤腿八寸。凡是重要节日和集会，同学们一色的灰衣灰帽，胸前佩戴着迁西师范的校徽和中苏友好协会的会章，显得整齐划一，很有气派。
1952年，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教导主任周舒平及老师们带领全校学生步行到景忠山和三屯营城内游玩。行至八里铺，在路边休息时临时组织了演唱会。然后登景忠山，进山门，过四帅殿，经一道、二道、三道茶棚，到碧霞元君殿，还登上了望海楼遥望南天。恰逢那日天气晴好，海天相连，唐山市隐约可见，平生第一次见到想象中的大海，心情格外开朗。下山后又进入三屯营城内。当时我们看到，这里虽累经战乱，但城墙庙宇仍保存基本完好，钟楼、鼓楼还在，店铺林立，居民房屋檐齐脊平，街道胡同井然有序。可惜戚继光大府已在1948年被国民党飞机炸毁，只留下了一些残碑。此次野外旅游获益匪浅，感受良多。回校后，语文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登景忠山记。美中不足的是，个别学生在这次出游中毁坏文物，将塔中存放的僧人骨灰坛子扔到了山下，引起了住山和尚和三屯营群众的不满，为学校造成了不良影响。
除了紧张的学习外，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抗美援朝、中苏友好、三反五反等政治宣传活动。曾把管事务的王化庭老师弄到教室，让学生们喊口号，要他交待贪污情况，名曰“抓贪污犯”、“打老虎”，实际上人家根本没那么回事。除了政治活动以外，文体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组织篮球队、腰鼓队，跳团结舞，唱革命歌曲等。全体学生还穿着整齐的校服，到县政府大院演唱《黄河大合唱》。
1952年7月，甲班学生学习期满。为扩大知识面，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成就，学校决定带甲班学生赴唐山参观。当时的市委书记闫达开，解放前曾在迁西开展革命活动，对老区怀有特殊感情。得知迁西师范第一班毕业生要到唐山参观，非常欢迎，并说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唐山发电厂、华新纺织厂都可以看看，同时还通知有关单位搞好接待。当甲班学生身穿灰色校服走进唐山市时，职工、市民们为之一振：穷困的山区竟然培养出了这样生气勃勃的学生。
随着送走第一批学生，1952年9月又招收了第三、第四班学生，计100多人，此后就不再招生了。
1953年，迁西师范学校作为附设的师范班并入迁西县中学。1954年乙班毕业，1955年三、四班毕业后，迁西师范学校，就因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撤销。
1954年我们乙班毕业前，也到唐山专署所在地昌黎进行了一次参观。同学们第一次坐汽车到唐山，又第一次坐火车到昌黎，当晚住进了昌黎汇文中学，睡在了教室的木质地板上。第二天参观了昌黎实验小学的教学活动和文体活动，晚上又与该校师生搞了联欢。第三天校领导带我们登上了五峰山、游览了碧云寺。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听说革命先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在此隐居，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当我们结束昌黎参观回到唐山时，正赶上没有回迁西的汽车，住唐山又没有店钱，校长和老师只好带我们步行50华里到丰润师范，吃完饭〔玉米面窝头〕后才找到汽车返校，结束了我们平生第一次远行。
1954年7月，我们乙班3年学习期满，正式毕业。除贠颖心、张淑云、魏宇清〔烈属〕保送到昌黎女师，吴允堂〔烈士子弟〕、张卓志保送到滦师外，其他人都分配到小学任教。
当时，学生们的学习档案送到了县教育科，3年总成绩平均80分以上者教高小，80分以下者教初小。
我被分配到潵河桥赵庄子高小教五年级。9月1日开学的前一天，父亲赶着3年前送我上学的那头毛驴，送我到了赵庄子高小。到校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所民办高小，每月28.5元的工资不是由国家发给，而是由学生交纳的学费中开支，教室也是由邻近村集资盖的。也就是说，在初小的基础上招收50名五年级学生，第二年再招50名，形成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当时叫“戴帽”高小。该校实行“一校两制”，初小部分为公办，高小部分民办，以满足当地孩子们上高小的要求。学校负责人李葆聪在这所小学任教多年。教高小的老师除我以外，还有张芳村老师〔昌黎人，语文功底深厚〕、庞志芳老师〔初中毕业生〕。还雇了一名伙夫，为我们3个老师和住校的学生做饭。我教数学、地理。我们教的这班共42名学生，1956年报考潵河桥初中时21人被录取，比潵河桥完小录取率还高。
1956年暑期后，我考入抚宁太和寨师范速成班，还准备考大专，因此离开赵庄子民办高小。
从1951年到1955年，迁西初级师范共毕业了200多名学生。作为建国初期迁西教育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为迁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一生都从事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因此，迁西初级师范虽然只有短短四五年的历史，但它在培养教师、培养人才方面却是功不可没的，在迁西教育史上应占有重要位置。
本文通过个人回忆、找老同学座谈草成。因年代久远，难免有偏颇和遗漏，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附：1951年9月1日入学人员〔101名〕
吴德里 吴春贵 吴志森 张金和 徐瑞林 张 甲 赵文高 韩艳林
白松伶 张 廷 葛 斌 王 林 潘顺盈 韩宗禹 林盛业 韩荣华
薛景来 王云仓 刘 佩 高存生 高存玉 杨玉满 韩树清 王连更
何连喜 赵成稳 吴自安 吴克胜 吴自然 王法生 吴显宗 刘金保
吴秀荣 杜振英 徐洁林 庞小英 田连凤 杨茂伶 张博新 张 棣
柴玉华 李春兰 张兰芬 郭芝兰 郭秀英 张敬芝
〔以上甲班，以下乙班〕
熊立国 张淑文 张凤山 付国生 赵永信 赵和章 赵树仁 赵长正
李振山 吴庆华 吴景森 吴成宽 吴元英 吴允堂 张玉华 金 海
剧兴甫 邵风林 庞志国 时荣长 李春玉 李林山 李树林 张卓志
郭振东 李树百 魏顺云 孙佩先 刘 永 顾景钦 纪天云 张玉云
孟宪刚 时正印 马凌生 赵瑞安 张淑静 贠连荣 魏宇清 王翠芝
张淑云 贠颖心 王素艳 王玉芝 王孟兰 张玉兰 吴桂林 吴凤林
吴志华 赵敏荣 张淑兰 赵国英 李淑芹 赵红珠 王陆齐
附录：忆迁西师范（作者张金和）
来 源：《迁西文史内参》（迁西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张志会主编）2012年第2期（总第005期）。撰稿时间：2011.03
解放初期，我县百废待举，教育上更是师资急缺。为此，我县于1951年秋成立了师范学校。
招生考试选择在了夏末秋初，考场设在兴城完小，参加考试的学生主要来自本县，也有迁安、遵化的部分学生。考试时单人单桌，内容只有数学和语文。
那天恰好是雨后初晴，教育科长王泽民穿着高筒水靴来往于各考场之间，不难看出县政府对这次招生的重视。考试结束后，老师及时阅卷。
由于我县教育基础差，考试成绩都不是很理想。特别是数学，许多考生不及格，有的还考了零分。阅卷老师苏俊义判了一个74分的卷子，就像淘到了金子，拿起考卷对着阳光，想从密封卷角看看这名考生是谁。其实那个考生正是我，我是那年招生考试数学得分最高的。但即便是我，当时一见考卷也懵了。太难了，许多知识都没学过，心想肯定考不上。尽管如此，县里还是依据成绩做了录取。
很快，兴城完小的大门洞东墙上，就贴出了我们100名考生的录取名单。
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全体同学聚集在兴城完小的一个教室里（当时属借用，新址正在建设），周舒平主任向同学们逐个介绍各位老师。谈国光老师任甲班班主任，教语文和教育学；李辅庭老师任乙班班主任，教体育和甲班地理；苏俊义老师（早年曾与后来任河北省省长的李尔重一起留学日本）教自然；高洁辉老师（女）教音乐；褚汉华老师教数学；王化庭老师负责总务；教务处主任周舒平老师，除负责全校行政工作，还兼政治课（1952年春，上级又派来杨文选、万乃棠〈女〉两位老师）。之后，宣布我为学生会主席，并让我上台代表新生发言。我忐忑不安地上去了，表示今后要努力学习，遵守学校一切规章制度。这就是简单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了！
第二天早上，同学们在院内男女分排列队，将大个子同学和一部分成绩较好的同学分到了甲班，其余为乙班。教育科长王泽民站在台阶上向同学们训话，一面祝贺大家被录取，一面也指出了考试成绩的不理想，要求大家刻苦学习，不要辜负全县人民的希望。
同学们记住领导的要求，学习都很努力。住的虽然差些，没有床铺，只是在空教室的地上铺些稻草，但吃的可比家里强多了。自从入学以后，每顿都能吃上一块撒上盐的豆腐。
学校新址坐落在今天的迁西宾馆处，大门朝北，所有房屋都是青砖灰瓦，在当时来说非常气派。由于工期紧，当时学校南边没有垒院墙，院内院外净是沙窝子，课外活动和体育课都是在沙地里进行。我们是1951年入冬前搬进这所新校园的。为了庆贺新校园的落成，县委书记魏建华和教育科长王泽民于1951年12月20日来到学校视察，并与全体师生合了影。
迁西师范的建立给迁西带来了新气象。当时学校成立了由八把洋号、一面大鼓、六面小鼓、一副大镲组成的乐队。每当县里有重大活动，这支乐队就会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豪迈的步伐上街演奏。届时，鼓乐之声响彻县城。与此同时，学校还从伙食费中节约出钱来，为每个同学做了一身灰色制服。当时迁西父老们见了惊羡不已。
我们除专心致志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每逢课间，全体师生，不分男女，自动围成一圈，手挽手跳团结舞。此一看似简单平常的举动，在当时来说却有着别开生面的意义，因为广大乡村的人们依然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传统。为了配合当时形势，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我们还排演了《潘家峪大联唱》《王志强参军》等节目。有一次，我们在县城北大影壁前搭了台子，50人的《潘家峪大联唱》由刘景雨同学指挥、杨文选老师和我风琴伴奏，洪亮的多音部男女声大合唱，赢得了台下上千人的好评。放寒假时，学校还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同学们。我把照燕洲村的在校师范生张凤山、赵树仁、徐瑞林、张树兰等召到一起，又找了新立庄的贠颖心和贠庄的贠莲荣两位同学，在村里搞了一场演出，表演了《潘家峪大联唱》和一些舞蹈节目。村里特意搭了台子。全村人不仅欣赏到了迁西最高学府的学生演出，还受到了深刻教育。其间，杜振英同学领衔主演的一出宣传婚姻法的歌剧，也有效地配合了当时形势。
1952年春季开学不久，迁西师范又很快融入了“三反”运动。
一天，团县委书记张庆久把我叫去了，要我积极组织团员参加运动。其实，学校刚成立半年，没多大问题，但因为那是毛主席的指示，所以全校师生还是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行动。甲班的吴德礼、葛彬，在学校的东房山黑板报上画了漫画，揭露了学校存在的一些浪费问题。
一天，全体师生又齐聚乙班教室，让负责总务的王化庭老师交代所谓“浪费”问题。尽管王老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做了交代，但也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那时人们普遍自律，没有多大问题。所以，那次运动在我们学校并没有抓出什么“大老虎”“小老虎”。但作为一次教育运动，它对同学们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却有很大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甲班同学就要毕业了。为了开拓视野，学校在甲班毕业前组织了两次外出学习。一次是去唐山，一次是去钓水院。
去唐山是李辅庭老师和我打的前站。当时迁西还不归唐山市管，但时任唐山市委书记的闫达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我县活动。当我们找到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说：“迁西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孩子当过儿童团员，站过岗，放过哨。他们要来，参观工矿企业和学校，到哪儿都行。”并责成市教育局负责接待。同学们去了之后，吃在市政府食堂、住在市政府招待所，成了闫达开的客人。当时，我们那些人很少有人走出过迁西，从小到大都是在山沟里，牵过牲口，拾过粪，吃过糠，咽过菜，什么电灯、高楼、火车、工厂、柏油马路等等，连做梦时都没见过，所以一进唐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感到新奇，眼睛都不够使了。在东沟小学、唐山女小，我们还旁听了老师讲课，学到了许多有益的教学知识。市领导还特意安排我们乘坐了一次火车，并请我们到人民大戏院观看了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画皮》。
回校后又去了本县钓水院小学。在那里，我们主要听了梦贺伍老师的讲课。他运用苏联的五段教学法，把一堂课讲得明明白白。
1952年7月14日，甲班同学毕业了。县教育科长王泽民、科员曾纪汉来到学校，并与校领导、教师和毕业班的同学们合了影。
在我们毕业之后，学校又招收了两个班和一个师资短训班。1953年，原乙班学生连同新招收的两个班，作为附设班并入1952年新建的迁西中学。
迁西师范，作为一所为培养急缺师资而建立的学校，在迁西历史上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先后毕业的250多名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杜振英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南团汀小学，一直到1988年12月退休。36年从未离开过这个村的三尺讲台，生她儿子吴卫东时前一天还在上课。如今她已是银丝缕缕的老太婆了，但每当想起自己传承的事业和那些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学生，她总是心满意足。
贠颖心1954年毕业后被保送到昌黎女师，后又保送到保定师专。毕业后，同窗好友魏宇清多次挽留她一起留在保定，可她心系家乡，毅然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回到了迁西，先后在太平寨中学、三屯中学、迁西一中任语文老师，直到1992年退休。
当然，也有很多同学因为工作需要离开讲台做了行政干部。吴允堂曾任高级中学的校长，白松伶等曾任小学校长，林胜业等曾任公社或乡镇文教干部，吴庆华曾任某坦克师的师长，时荣长曾任团职干部，李林山曾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引滦管理处处长，张甲曾任县人大副主任，潘顺盈、张凤山、金海等曾任科级干部。
葛彬，因富有创意且有绘画特长，还未毕业就被选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一干就是33个春秋。20世纪五十年代，他先是用幻灯片宣传婚姻法，接着又用幻灯片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典型。因挖掘典型时走村串户，爬山越岭，不辞辛苦，县委、县政府曾为他记大功，1982年还被授予“河北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9月，他摄制的67幅照片被辑成《唐山移民新貌》画册，在全国移民工作会议上受到了表彰。近年来，他的一组以“命脉”为题的摄影，又获全国政协组织的“中国老年摄影家作品大赛”银奖。“反右”和“文革”中他曾受到严重冲击，但平反后依然忘我工作。2007年7月还被中国民盟吸收为会员。
吴德礼，1953年毕业后成为我县电影放映的第一人。1956年迁西成立242放映队，他任第一任队长。由于勤奋务实，不断创新，迁西人“看电影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曾多次在省市电影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并被省文化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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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夜话〗县梆子团的建立与解体
来 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7辑《艺苑杂谈》（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出版）作 者： 郭景斌
该剧团自1962年9月归属迁西县，到1984年7月彻底落下帷幕，中间经历了两起两落。其中不包括“文革”中的红卫兵组团。本卷主要介绍县梆子团两次组建和两次解散的简要过程。
唐山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全体演职员欢送团长刘树勋。时间为剧团调至迁西县的前5日（原剧团演员刘桂珍提供）
剧团的身世
讲述人：王芝民
迁西县梆子团，全称“迁西县河北梆子剧团”。其前身是一个个体演出团体——北京市金镶钻河北梆子剧团。该团始建于1954年6月，基地在天津汉沽剧场。
1956年，国家对个体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部建议将该团归属河北省通州地区。当时唐山专区也有收编该团的要求，并把这个意见上报了文化部。文化部最终意见是，根据演员个人意向，愿意留通州地区的原地不动，愿意去唐山专区的另组一团，于是该团一分为二。志愿到唐山专区的演员有15人，其中有盖叫天、王芝民、宋国华、王占亮、王小计、张志久、王福恩、王文友、李福义、董玉林、郭洪奎、董月先、李艳苓、金翠云、郗连贵。其余人全部随“金镶钻”留在了通县组团。
1956年4月始，唐山专区行政公署文化科负责组建“唐山专区河北梆子剧团”。团长韩勇民，副团长盖叫天、张宝山，主演有盖叫天〔工老生〕、王芝华〔工青衣〕、齐再红〔工青衣、花旦〕、赵有禄〔工武生〕、郝文英〔工武生〕，剧目主要有《大破天门阵》、《蝴蝶杯》等十几个，基地在昌黎县城关粮食局旧址。
1957年是剧团比较忙乱的一年。此前的一年剧团发展迅速，演出队伍扩大很快，单是主演就在原基础上增加了金翠云、金翠霞、张少卿、张桂苓、张美华、郗连贵、刘金霞等7人，加上乐队和其它闲杂人员，总数达到200多人。主演一多，人浮于事的情况就开始出现了，致使演员来去匆匆，流动计200多人次，剧团极不稳定。期间剧团曾分成两个队下乡巡回演出，以金翠云为领队的第二演出队奔蓟县一带活动，以盖叫天为领队的第一演出队赴遵化一带演出，先后持续6个月。
1958年4月，剧团整体下放到玉田县，更名“唐山专区玉田县河北梆子剧团”。
1959年10月，该团与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青年跃进”剧团、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小百花”剧团一道进京，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演出。为此，《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河北梆子三枝花》的文章。
1960年3月中旬，专区行署文化局举行戏剧会演，该团参演剧目是《虎丘山》中的“打虎”和《蝴蝶杯》中的“藏舟”、“投县”3折戏，受到广泛好评。同年4月，该团调归唐山市，更名为“唐山市河北梆子剧团”。
1961年，省委决定唐山市河北梆子剧团随河北省人民慰问团赴福建前线慰问，但后来未能成行。然而，此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却大大加强了剧团的实体建设。同年5月地、市分设，剧团划归唐山专区，名为“唐山专区河北梆子剧团”。
1962年，经唐山专区研究，同意将剧团划归迁西县。同年9月中旬，剧团到达迁西，改称“迁西县河北梆子剧团”。当时演员88人。唐山专署文化局副局长、剧团领队王义安任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团长，赵乃章任副团长。主要演员有盖叫天、王占亮、郝文英、王艳苓、王杏林、何显威等。
初来时的欢迎午宴
讲述人：何显威 孙丽云
1962年7月下旬，应迁西县委的要求，地委研究认为，迁西县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初步同意将剧团调归迁西。8月下旬剧团归属问题确定下来，9月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姜启文、县文教卫生局副局长曾继汉去唐山办理有关手续，9月中旬剧团到达迁西。
当时来迁西的并不是剧团全班人马。剧团原有120人，听说剧团要划归迁西，有些人就离开了。剧团当时人员变动比较随便，还没有严格地讲究什么正式工、集体工，也不存在什么合同工、副业工，剧团领导看上的就录用，看不上的就走人。按专区领导意见，该团只限建团时的老同志和省调来的演员必须留用，其他人留去自由。这样，除阎金花、冯喜阳、董玉林、郗连贵、范翠云、张志久、吕会生等十几个知名演职员走了之外，实到迁西的演职员共有88人。
剧团到迁西当天，县委、县政府在县联社大会议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出席欢迎仪式的有县委书记张逸生，副书记李玉山、李子仕，副县长林祥，宣传部长崔会新，文教卫生局局长吴振兴、副局长曾继汉。午宴时，县委书记张逸生作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大意是，为活跃迁西群众文化生活，剧团的同志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很不简单；希望全体演职人员把迁西当作自己的家，以主人翁的姿态，充分发挥专长，把迁西建设好。言语不多，但亲切感人，博得大家阵阵掌声。午宴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结束。
首场演出
讲述人：刘桂珍
1962年10月中旬，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剧团开始下乡演出。第一个台口〔也称“台点”，即演出地点〕是县领导出面安排的，在南观公社所在地。常务副县长李玉山、县文教卫生局副局长曾继汉曾亲临演出现场过问演职人员的生活安排情况，并观看了演出。因为是第一个台口，又是首场戏，演员非常卖力，质量高，效果好，领导和观众都很满意。这次的演出形式是包场，每场400元，统由公社支付。剧团推出的剧目是《穆桂英挂帅》《秦英征西》《杨家将》《胡延庆打擂》《挑滑车》《南北合》《四郎探母》《秦香莲》《王宝钏》《万花船》《宝莲灯》《陈三两》《挡马》《收秦明》。演出持续了6天。
《穆桂英挂帅》剧照。刘桂珍饰演穆桂英。（刘桂珍提供）
初期的演出高潮
讲述人：何显威 刘桂珍
剧团到迁西两个多月后，工作基本步入正轨。1963年初，团长王义安、吴澜认为已经完成了领带任务，准备返回原单位〔地区文化局〕。因此，县委、县政府对剧团及领导班子成员做了新的定级和选派：剧团按局级单位对待，党支部书记由县委组织部门选派，团长由县政府任命；姜启文任党支部书记，赵乃章由副团长提任为团长，王汉卿〔原剧团秘书〕、盖叫天二位同志任副团长。内部机制也做了相应调整。首先明确了各队负责人：演出队队长何显威、副队长郝文英，舞台队队长王芝民，乐队队长马冠英，总务股股长温玉丰，学员组组长郑小旺、王德顺，编导室主任董玉林〔1963年受邀入团〕。同时成立了团委会，以便研究决定演员流动、演出计划、演出路线、剧目生产等。
剧团党支部在团县委的支持下适时抓了共青团建设。团支部成员团结一心，积极开展工作，要求团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鼓励团外青年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截止1963年底，40多名青年演员中有15人加入了共青团，团员总数从原来的9名增加到24名，占剧团总人数的28%。团支部被团县委选定为共青团建设模范点，团县委书记徐树庭、组织部长朱长欣、副部长樊树生、宣传部长崔会新、副部长郑如凯等多次到剧团考察工作。
剧团每到一处都组织青年演职员为当地群众做好事，如搞“三净一满”〔屋子净、院子净、门外净、水缸满〕，慰问军烈属和敬老院的老人等。在滦南县演出时，剧团青年的公益活动引起了滦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团县委书记亲自到剧团看望了演职人员，并赠送了一面锦旗，还通过县广播站和地区电台、报刊进行了多次报道。
1963年下半年，剧团曾赴东北演出，历时两个多月。后又到绥中、秦皇岛、唐山等地演出，9月份返回迁西。先后演出700余场，观众80多万人次，收入12万多元。演出的剧目主要是《雷锋与红领巾》、《霓虹灯下的哨兵》〔移植〕。此期演出大大提高了剧团在全国戏剧界的声望，是剧团演出史上的一个高峰。
剧团第一次解散
讲述人：何显威 刘桂珍 孙丽云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赵乃章〔团长〕、王汉卿〔副团长〕、宋国华〔党支部委员〕、刘桂珍〔主演〕4人去抚宁搞“四清”，韩文生因工作需要调出，县文教卫生局副局长曾继汉随团主持工作，王芝民任副团长，盖叫天为名誉团长。
1965年9月，剧团从外地演出返回，做短期休整。此时，演出队伍更加齐整〔主要演员有盖叫天、王占亮、王艳苓、王杏林等〕，演出水平日益提高，戏路日趋宽广，颇受观众称赞。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我县在搞粗线条“四清”，“文革”首先在教育系统展开。6月中旬，剧团开始文艺整风，完全停止了演出，大部分演员到北京等地搞串联去了，留在家里的一小部分演员也开始“闹革命”。6月末，县“文化革命办公室”成立。8月，我县在城关召开七千人大会，对全县“文革”进行部署，会后各单位派驻了工作队，派进剧团的工作队有3人。此时，先前被抽调去搞“四清”的领导和演员，除两人抽去新集蹲点外，其余全部被要求回团参加运动。
1966年9月初，工作队指挥全团演员，排成长队，头顶演出道具，或用棍子挑着演出服装，打着“破四旧”的旗子，喊着“立四新”的口号，到原县电影院放映大坑，将价值数万元的传统戏服装、道具全部焚毁。升腾的黑烟半日方消，围观者痛心疾首。
1966年9月底，剧团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原剧团领导班子成员全部靠边站，剧团在县工作队和剧团“文革领导小组”的组织下，与全县其他单位一道，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此声势下，剧团先后有13人被当作“走资派”或“黑帮分子”揪了出来，并遭到禁闭反省、戴高帽游街示众等不同程度的迫害。
同其他单位一样，剧团内部也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派——“卫东派”和“主义派”。“卫东派”操纵着剧团前期的运动，“主义派”很有被压制的感觉。后来，“主义派”人数不断增多，声势迅速扩大，决心反戈一击。1967年1月，“主义派”红卫兵在外单位“主义兵”的支持、声援下，把13人中的11人，连同驻团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拉到北京东单东大桥旅馆。那里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大串联”的集结点。在一个大餐厅里，“主义派”红卫兵与来自其他地方的造反派把派进剧团的工作组成员揪上临时主席台，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批斗，历数了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政治路线不清、整人不分青红皂白、保护黑帮分子、焚毁剧团设备、造成剧团损失等“罪行”，并让他们低头“认罪”。
1967年2月，县委被造反派夺权。随之，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局势失去控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当年5月，剧团宣告解散。
因为解散剧团，当时县里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剧团解散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宣传部、财政局、人事局等，县文教卫生局无人参加。另一个是“剧团解散工作小组”，成员有赵乃章、王汉卿、何显威、宋国华、王芝民等。两组的共同职责是：清点资产，做好演职员的思想稳定工作，摸清人员分流底数，为下步安置做好前期工作。当时的安置办法是，属国家干部的由县安排，也允许自谋出路；联系好外单位〔包括外县单位〕的，县里帮助办理调转手续；临时工一律辞退，在剧团工作满一年的发给一个月工资，年限多的依此类推。最后，县里负责安置的有13人：调县文教局的有赵乃章、王汉卿、何显威3人，调去卢龙的有王小计、孙丽云、范惠芹3人，安排在迁安大化的有刘桂珍、李福义、李洪生、刘慧芹、边永芬、孙宝伦、代永芬等7人。其余44人全部辞退。剧团资产由工作小组清点造册，交由财政部门封存。
红卫兵组团
讲述人：孙丽云
1967年冬，原剧团“主义兵”在总部的支持下，将王占亮、孙丽云、傅淑芹、孙桂萍、王素梅、赵连英、王德顺、董玉林、郝文英、马冠英等原剧团的多数演职员请了回来，重新组建了剧团。
这次组团县政府没有参与，资金由红卫兵组织自筹，演出使用的是原剧团残留的设备和服装道具，名称依旧称“迁西县河北梆子剧团”。内设领导小组，但没有团长；有演出队、舞台队、后勤等大致分工，但没有明确负责人，都是临时指派。
基于经费有限，加之人手少，只有30人，剧团只能精减装备，走剧场演出。但是，由于当时各地党政机关已被造反派夺权，处于瘫痪状态，红卫兵腰杆硬，只要派系相通，无须办理多少手续就可以演出，甚至可以说想演就演，想演多少天就演多少天，经费由红卫兵筹集，好办得很。
当时剧目只有两个。一个是《红灯记》，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另一个是《杜鹃山》，表现的是秋收起义之后，湘赣边界杜鹃山，一支由雷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1928年春，党组织派柯湘前去与他们联系，途中被捕，恰好雷刚救了她。柯湘把农民起义军改编成自卫军，用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对部队进行改造，使部队得到蓬勃发展，并最终会合红军主力，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这两出戏是当时盛演的剧目，很吃得开，到哪儿演出都受欢迎。我们首先在县工会礼堂进行了公演，因为演员们都有“老底子”，观众反映还不错。随后就拉出县城，在唐山矿院俱乐部、钢厂礼堂、开滦俱乐部、古冶俱乐部和二矿〔开滦林西矿〕演出，历时4个多月。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8年5月的一天，剧团在二矿演出时出了大麻烦。那时派系斗争白热化，剧团是“唐山矿派”请去的，这种影响很大的风光事给“唐山矿派”带来了极好的影响，但也让他们的对立派“林西工代会”非常不满，这种不满如火填膺，很快发展成了一场见血的武斗。
那天晚上散戏后，“林西工代会”的人突然闯进剧场，推倒桌椅，扯下帷幕，撕破服装，砸碎门窗，把舞台毁了个稀巴烂，还打伤了多名演员。当时受伤较重的有王振江〔乐师〕、王永善〔电工〕、孙桂萍〔旦角〕、王占江〔武戏〕、马冠英〔乐师〕等8人。马冠英伤势最重，大腿上被梭标扎了8个窟窿。此外，轻伤者无数，服装道具不是被毁就是被抢。来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人们各顾性命，东奔西跑。混乱之中，除马永善、马胜山跳窗逃出，其余演职员全被“林西工代会”的人蒙上双眼，集体带到矿部办公大楼的一个黑屋里关了起来。事后有人说，这一夜马冠英身下流了很多血。
第二天早饭后，一个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头头进了屋，问谁是剧团的头头，找出来后就揪出去带走了，其他人再也无人过问。因此时设备行装已全部被砸被抢，剧团寸丝片缕皆无，演职员只好泪别林西，各奔东西。
屈指算来，此次红卫兵组团，寿命只有6个月。
恢复剧团
讲述人：何显威 孙庆平
1971年8月，根据政治形势需要，“迁西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69年建立〕要排样板戏，但当时在队的演员没有戏剧基本功，排出来的戏很不像样，因此有意把原剧团的演员再找回来，仍以文艺宣传队为主，只是在歌舞、曲艺表演形式之外增加一种河北梆子内容。为此，宣传队领导和演员们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同意扩大队伍，建一个像样的剧团。讨论结果上报后，县“革委”有关领导表示支持。
1971年12月下旬，县“革委”通过重组剧团的提议。1973年3月上旬即召开了各有关单位〔财政、人事、文教、粮食四部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重组剧团的决定，并决定成立剧团“筹建小组”具体负责剧团演职员的选调和设备的置办事宜，同时要求有关单位在调入手续、户口迁移、粮转关系等环节上优先提供方便，以加快建团进程。
在县“革委”的大力支持下，“筹建小组”马不停蹄地工作，很快从沧州请来了王占亮、周素梅、王杏林、王艳苓、刘柱成、王素兰，从承德请来了潘金生、王德顺，从保定请来了何仿瑞、屈春乐、程元朝、陈金水、曹更银、田文生、闫金花、冯春旭，从任丘请来了马志国、宏图，从廊坊请来了于宝森、高凤春、陈章富、黄志敏、张可新、王长江、王辉等30名演员和学员。加上县文艺宣传队的人员和分散于县直各单位的原剧团人员，演员达到了40多名。
剧团架子搭起以后，“筹建小组”又提议将赵乃章调回剧团，并征得县领导同意，确定了剧团领导班子。赵景文任党支部书记，赵乃章任团长，孙庆平、王芝民、何显威任副团长。团内各摊亦做了初步安排，孙庆平主持办公室工作，何显威分管业务工作，王芝民管理舞台队及演出工作，王占亮为文戏队长，王杏林、岳树海为武戏队正、副队长，王孝章为乐队队长，于秀珠、赵彦春为舞台队正、副队长。
当时确定，新建剧团为差额事业单位，经费配给比例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每个人的工资按75%列入县财政预算，每年给剧团拨款3.15万元。至此，剧团组建工作基本完成，先后历时3个月。
剧团恢复不久，时任唐山地区组织部部长的艾松同志就到迁西看望了剧团演职人员，县委领导傅景瑞同志向艾松汇报了剧团的基本情况，艾松听后连声夸好。他说：“过去我在玉田时有两颗‘眼珠子’，一颗是篮球队，一颗是剧团。剧团要发展不投入不行。干什么工作都一样，认准了就干，瞻前顾后不行。”一席话让大家很受鼓舞。他向演员们一一问好，以赵乃章为首的那些从玉田到地区又从地区到迁西的老演员、老同志，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
剧团演职员在承德演出期间游览外八庙（董玉林提供）
鼎盛时期
讲述人：何显威 吴清泉
1974年至1980年，剧团领导曾有过暂时变动，赵景文因身体不适调回县文教局，由张宝丰任代理书记。1975年，张宝丰、何显威同时调回县文教局，自此书记一职空缺3年，直到1978年张宝丰再次调任剧团书记。这段时间尽管剧团领导力量相对薄弱，但县文教局、宣传部一直没有放松对剧团的领导，剧团一直处于火爆时期。
分析当时情况，一是剧团领导班子在县局领导下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各摊负责人和全体演职人员工作热情高；二是年轻一代演员已经成长起来，并发挥出了积极作用；三是剧团领导与剧团业务步调一致，把握住了山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演出的基本规律，并遵循规律制定演出计划、安排演出路线。在这一点上，表现较为明显的是1977、1978、1979、1980四年。1977年去东北辽宁一线演出，入冬返程；1978年去宽城、丰润、廊坊演出，秋末回县；1979年去北京周边的顺义、平谷、密云等各县演出，入冬返程；1980年出关去宽城、兴隆、承德等地演出，小雪收戏。而本县及周边各县都是留作农闲时演出。总之，非常有规律。所以，剧团在那一时期一直有很多演出机会，演职员们情绪高，士气盛，创造了剧团演出史上长达7年的辉煌时期。
1981年以后
撰稿人：郭景斌
剧团自1981年以后，演员流动情况日趋严重。它与1957年〔当时属唐山地区，名为“唐山专区河北梆子剧团”〕时的人员流动不同，那时是因为人浮于事〔演职员达200余人〕，这回却是因为剧团不景气。
1980年已经走了5位，1981年王占亮又走了。到1982年5月，又有王芝民、温玉丰、王淑芳、金世波、王福恩、王振江退休返籍；同年10月，马冠英、孙艳芳又告老还乡。
这些名演员的谢台，使剧团演出实力明显下降。当时剧团经费实行75%配给，演员工资尽管得到部分保障，但日常活动经费仍很紧张，并导致演出次数减少，收入锐减。
总之，1981年以后剧团明显开始走起了下坡路，没钱了就找政府，且渐渐养成了习惯，各方面矛盾也渐渐显露，散漫之风日盛，以至三年半之后县政府不得不宣告梆子团解散。
在此三年半的时间里，剧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涉及到许多人、许多具体事，鉴于本书编者的意见和笔者自身的顾虑，在此笔者只想通过馆存记录和当事人的工作笔记、个人讲述，让后人了解一下大致情况。
据县档案馆现存资料：1981年3月30日，主管局有关领导向县委宣传部汇报对剧团改革的想法：
一是要明确〔剧团〕性质，可以定为差额事业单位，实行自负盈亏、多劳多得的企业管理模式，但必要时应适当给予一定补贴；
二是明确剧团的政治方向，剧团要为政治宣传服务，为人民服务，要生产丰富多彩、艺术水平高、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多演出、多创收；
三是剧团演出队伍必须精干，实行定员；
四是除剧团主要领导由县委、县政府任命外，其他岗位的责任人应实行民主选举，任期2年；
五是新的民主管理模式确定之前，县、局领导应首先帮助解决3个问题，即精简人员的安排、剧团亏损状况的扭转、剧团领导班子的加强。在场领导表示要认真研究。
据原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作九同志的工作备忘录：
〔1〕1981年6月26日，县政府主管领导召集会议，确定由赵乃章继续担任原职，王芝民担任副职，同时再次明确了各摊负责人。要求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尽快把剧团拉出去演出。
〔2〕1981年7月10日，县政府、宣传部责成劳人局、文教局组成考察组，对剧团领导班子的拟任人选进行考评。全团65人，座谈56人。投票结果，10票以上者4人。考评结果于7月13日上报。
〔3〕1981年10月12日，县委宣传部召集有关人员专门研究剧团整顿问题，拿出整顿意见八条：剧团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必须压缩人员，减轻财政负担；确定以演文戏为主，下乡演出要以本县为主要服务对象；财政实行集体定额补贴；剧团定编40人，在调整过渡阶段可适当多一点，但不能超过50人，精减人员除临时工外，劳动人事部门负责给予安置；实行民主理财；鼓励演员全面发展，努力做到一专多能；有选择地招收部分小学员，储备后续力量；加强剧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剧团领导班子建设，建议县委、县政府尽快调配剧团领导班子。此八点是构想的初步整顿思路，没有正式确定下来并形成意见去贯彻执行。
〔4〕1981年11月12日，县委宣传部召开会议，研究剧团人员精减问题。总的原则，凡不适宜继续在剧团工作的，不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一律调出或辞退；对已被列为辞退对象的人员，只要爱团敬业，在起步整顿期间暂缓除名，以保证剧团人员基数，保证剧团的正常演出。当时剧团实有人员67人。
〔5〕1982年3月4日，召开剧团新班子组建会，县委、县团委、县总工会、县直机关党委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公布了剧团新班子成员：书记孙荣先，团长赵乃章，副团长王恩顺、王德顺、孙丽云。有关领导要求，新班子组建后，要明确分工，加强团结，步调一致地把剧团工作搞上去。当日下午，新班子在县文教局领导的参与下做了明确分工：孙荣先抓全面工作，赵乃章协助孙做好党务工作，王恩顺抓行政，王德顺抓学员管理，孙丽云抓演出。
据原剧团团长王恩顺的工作日记：
〔1〕1982年3月5日上午，召开剧团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及主管局有关领导。会议强调，全团演职员要在新班子的领导下，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共同把剧团工作搞上去。同日下午，新班子成员组织全体演职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议题是：领导对搞好剧团决心很大，我们应该怎么办；剧团现存哪些问题，应采取哪些对策；剧团硬件建设哪些地方有待加强和改善。通过讨论，演职员信心大增，有的演员马上要回了请调申请。会后，剧团提出了制服装、修舞台、加固水塔、整修房屋等建议和年内演出200场的业务计划，并上报县文教局、县政府。
〔2〕1982年3月16日，县政府拨款6，000元作为剧团改善设施的经费。
〔3〕1982年3月18日，剧团制定了全年新剧目生产计划，其中包括2个大剧目和10台传统戏，有《刘公案》1—5本、《王华买父》1—4本、《萧湘夜雨》1本。同时，大体安排了下一步演出路线，并在县城开始演出。上午排戏或学习，晚上演出1场，共5天。而后，自3月31日起，至4月19日止，在道马寨、南庄、钓水院演出，共30场，净收入600元。剧团形势渐现转机。
据孙丽云、孙占希提供的相关资料：1982年4月上旬，剧团在南观公社南庄售票演出《蝴蝶杯》。戏演完散场时，拥挤的观众将门垛挤倒，一名赶巧走到墙根儿外的观众被砸死，后由文教局出面调解，出钱1，500元平息其事。
据县档案馆现存资料：1982年8月中旬，剧团领导班子就剧团发展问题向县政府写了一个请示：今后剧团以不超过70人为宜，剧团对人员的调进或调出应有选择权；剧团在不突破3.15万元包干经费的前提下，自主掌握财权，以便机动解决临时危急事宜；新调来的演员落户兴城镇；再招收一部分新学员，培养后备力量。
据原剧团团长王恩顺的工作日记：
〔1〕1982年9月15日，剧团排演完《潇湘夜雨》、《万花船》、《王华买父》〔1—4本〕，并向县委宣传部做了汇报，准备23日出发，依次去建昌营、迁安、遵化、平安城、道马寨演出，预计50天。
〔2〕1982年9月22日上午，剧团召开动员会，县委、县政府领导到会并讲了话。
〔3〕1982年11月18日下午，县委宣传部召集主管局及剧团有关领导会议，听取剧团近期工作汇报。剧团主要汇报了四点：一是经费压力太大。为说明这个问题，剧团详细汇报了9月24日至11月8日的演出收支情况。其间，剧团依次在建昌营、迁安县、遵化、平安城、马兰峪、道马寨演出45天，共55场。其中，城镇演出18场，每场收入143.8元；农村37场，每场收入254.3元。总收入10，188.365元。开支6，649元，其中包括差旅费162元，运输费748元，补助费1，688元，业务费326元，生活费530元，另开工资3，282元，买乐器200元，仅余57.65元。也就是说，目前剧团下乡演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演出稍有耽搁就会出现很大的经费亏空，况且剧团根本不可能一天不停地演出。确保剧团收入平衡，不让演员饿肚子，当是剧团的首要任务，也是头等困难。假定能够维持现状，那么，历年拖欠的内外债只能有增无减。二是演出队伍不稳定。班子中有不团结现象，演员中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日益严重，且病号太多，所以尽管人数不少，但维持正常演出已十分困难。三是剧目问题。《王华买父》不让演，《十二寡妇征西》排到一半就排不下去了。如果《金铃记》、《薛刚反唐》这些本子不及时排出，再演出就困难了。四是设备老旧，舞台、钢管、布帷子急需更换。
〔4〕1982年11月19日，剧团召开全体会议，传达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精神，布置下步工作：第一，今年是农业取得大丰收的一年。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事业也会随之发展，活动高潮即将到来。身为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做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弄潮儿，工作要比以往更起劲，活动要比以往更活跃、更丰富。第二，演出剧目要重新调整，要演现代戏，减少古装戏的演出比例，把演现代戏与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第三，演出剧目要做出安排，剧团要对原有剧目重新进行调整，尚未排完的传统戏不要再排，现代戏必须占绝对多数比例。
〔5〕1982年11月21日，剧团又一次召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县领导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中心议题是剧团如何办，主要领导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从会议的气氛看，领导对剧团的现状极为不满。第二天，由县文教局领导参加，剧团领导组织，对各位领导的意见进行了讨论。
〔6〕1982年11月25日，剧团综合讨论情况后，向县委、县政府做了汇报。
〔7〕1982年12月26日，由县委有关领导主持，召开了有主管局领导参加的1982年度最后一次剧团全体会议。会议要求剧团：第一、要在八月份公布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建一个团章，让工作、学习、生活有章可循。第二、要端正服务方向，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第三、要加强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第四、要打破原有经济分配模式，实行民主管理，落实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第五、对下步工作要拿出整体规划，剧目生产计划、演出计划、收入预算，都要有，今后要按这个预定指标考评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口号：坚定事业心，增强责任感，下定决心，破釜沉舟，把剧团办好。
〔8〕1983年1月22日，剧团领导班子召开会议，综合演职员的意见，对1983年工作做出安排，计划全年演出250场，争取300场，收入保3.75万元；年内生产新剧目15个；定员60人，慎重做好冗员裁减工作。
据笔者对王恩顺、何显威、孙丽云、张景波、赵彦春等人的访谈记录：1983年3月下旬，剧团人员分为两队分头演出。一队由赵彦春、刘桂珍、王晓奎负责，二队由姜敬昌、王宝森、吴斌、张景波负责；原下拨经费数额不变，以后不再另行拨款，一切活动经费自己解决；各队负责人有自主权，收入自行分配，演员自主选拔。以上内容均写进承包合同，由王恩顺与各队队长签字生效〔合同已失落〕。自此，剧团一分为二。此一做法，是在学习贯彻1982年12月全省“四好剧团双服务剧场表彰大会”精神的基础上，参照保定地区文工团的承包做法，并征得有关领导同意后提出的。剧团为此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并在3月3日至3月21日间，经过了演职员们19天的讨论。剧团分开以后演出情况基本正常，一队一直在县内活动，二队出县在廊坊、保定、山西一带活动，从1983年3月底开始至1984年1月末结束，历时10个月。
另据原剧团团长王恩顺的工作日记：1983年12月份，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剧团团长会议，提出对全省剧团进行整顿的意见。整顿的总体思路是：各地要保证剧团数量、剧种布局的合理性；要加强剧团建设，提高演出质量，充分发挥专业文艺团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据县档案馆现存资料：1984年1月4日，县文教局与县财政局联合向县政府提交了一份解散剧团的请示。两局一致认为，剧团现在的问题很多，艺术水平下滑，演出场次渐少，收入平平，年年吃国家补助。1972年至1983年，已吃掉财政补助70多万元，平均每年6万多元。虽经多次整顿，但收效甚微。如果继续保留，整顿难度太大，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带来不良后果。接下来，报告讲了3个问题：第一个是人员问题。对在册的71人〔全民工7人，集体工25人，合同工26人，临时工13人〕按工种性质合理安置。正式职工，愿意去外地文艺团体的可以批准并提供调转方便，愿意留本县的由县劳动人事部门安排，不服从调动的，以调令到达3日起，满一个月不到岗的扣发工资的10%，满3个月不到岗的停发工资，保留公职；合同工、副业工一律辞退，按劳动法规定发给一次性补助；在册的临时工亦一律回乡生产，发给路费；承包队自行招用的临时工，回乡路费由承包队自己负责。第二个是经济问题。剧团14，000元外债，2，125元的内债，以及人员分流所需费用〔路费、补助、临时公务费〕7，000元，合计23，125元，由县财政解决。第三个是善后工作。服装道具及其他固定资产认真清点，上账入库，派专人保管，不准任何人动用。该请示上报后，县政府认为，河北梆子剧团在唐山地区只有一个，应该保留；剧团问题是存在的，但不能消极对待，要下力解决。
据原剧团团长王恩顺的工作日记：1984年1月29日，由县文教局领导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宣布解除1983年3月签属的分队合同，并队合团。合团后，领导班子不变，韩文生任党支部书记，王恩顺任团长，何显威任业务副团长，赵彦春负责外交，于宝森、高胜山任正、副演出队队长，马殿春任舞台队队长，戴宝来任后勤组组长。
据笔者与县梆子团老演员何显威访谈记录：1984年4月中旬，剧团组织全体演职员认真学习省文化厅〔84〕第10号文件，即《河北省文化厅关于振兴河北梆子的意见》。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省领导对河北梆子剧种很重视，文件下发得很及时，并为剧团的下步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据县档案馆现存资料：
〔1〕1984年6月6日，剧团在结合省厅文件精神，广泛倾听演职员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了一套较为具体的改革方案上报给了县文教局，县文教局完全同意此方案并于当日下午提交县政府。该方案涉及7个方面的内容，其总体精神是：剧团要搞好搞活，必须彻底解决“大锅饭”问题；县委关于剧团要承包、不再加大投资的精神是正确的，完全符合省三厅〔文化、财政、劳动人事〕关于调整、整顿全省专业剧团的精神，符合我县实际；剧团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实行经济承包，自负盈亏，不要国家一分钱，把剧团搞好。
〔2〕1984年6月17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就剧团改革方案进行了研究。会后批复：实行承包后的剧团属集体性质，经费自负盈亏，1984年的补贴县政府继续给付，1985年以后补贴停拨；剧团的财产〔房产除外〕归剧团，所有外债由剧团自己负责偿还，排演传统剧目所需经费自行解决；从1985年开始，剧团干部〔包括转干的演员〕的工资仍由县财政给付；全民、集体固定工的调进调出必须经县劳动人事部门审批。
〔3〕之后，刘振丰副县长曾责成文教、财政、劳动人事三部门，会同宣传部，在1984年7月10日至17日之间，共同研究剧团改革问题。〔因相隔日久，当时是谁参加的会议、会议研究过程以及最后研究的结果，已无从查考。档案馆亦无存档。只了解到，1984年7月27日曾讨论通过一份《关于解散剧团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参加人有赵景文、李永富、王合、郑兰中、韩文生、何显威等〕
《潇湘夜雨》剧照。孙洪云饰崔通，李小凤饰张翠兰（李小凤提供）
最后一轮演出
讲述人：孙丽云 李小凤
1984年1月29日，按照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指示精神，由县文教局领导主持，召开了剧团全体成员会议。在学习文件，统一认识之后，宣布解除1983年3月签属的分队合同，并队合团。合团后的第一场戏，是同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五〕为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出的专场，剧目是《潇湘夜雨》。这是一部情感剧，表现的是秀才崔通中举做官后弃妻再娶，原配张翠鸾寻夫反被诬陷，受尽苦楚。后来，张翠鸾与时任提刑廉访使的父亲张天觉在临江驿重逢。张天觉了解女儿实情后，将崔通刁妻治罪，使女儿冤屈得伸，家人团圆。剧中，张天觉由孙丽云饰演，张翠鸾由李小凤饰演，崔通由孙洪云饰演。演出很成功，受到普遍好评。
剧团领导抓住这一良好开端，对原有剧目又进行了近10天的加工、巩固，于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四〕带团出征。第一个台口在遵化铁厂，首场演出的是《十二寡妇征西》。演员阵容，舞台排场，博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第二场戏是《窦娥冤》。这是观众点的戏，当时让团长王恩顺很为难，因为饰演窦娥的演员因故未能到场，幸亏演员刘桂珍主动救场。
在第三个台口王庄子演出时，观众对剧团的演出质量非常满意，招待得非常尽心，演员们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第五个台口马兰峪演出时，演出的剧目是《十二寡妇征西》、《宝莲灯》、《挡马》、《佘太君》、《杨金花》、《青天吏》。当地村民看后非常满意，夸我们的剧团比他们自己的评剧团演得好。经村民提议，村干部出面与东陵文物管理处联系，全体演职员以半价游览了全部景点。要不是剧团被召回基地，地方上还要续演两日。
这次演出自铁厂起，经党峪、王庄子、王各庄，再到马兰峪，共5个台口，历时一个月零五天。领队王恩顺、何显威。
《宝莲灯》剧照。孙丽云饰刘彦昌（孙丽云提供）
剧团第二次解散
讲述人：何显威
1984年7月底，县委、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解散县梆子剧团，同时拿出了四点意见：〔一〕剧团解散后，演员是全民固定工、集体固定工的，县里安排工作。〔二〕够退休条件的办理退休手续。〔三〕本着自愿原则，乐意到外地剧团的，个人联系，县里帮办手续。〔四〕个人有意办剧团的，可利用剧团设备，设备作价，团址可以借用。
为保证这一意见得以全面顺利实施，县政府成立了解散剧团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宣传部、政府文卫科、财政局、劳动人事局、县文教局。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成员有剧团和主管局的老同志韩文生、何显威、宋国华、李庆绵、郭胜芝等。
第一件要办的事是人事安排。工作小组拿出的方案是：〔一〕全民固定工最好安排在行政事业单位，因为剧团属事业单位，演员去厂矿重新学技术难度太大。〔二〕个人自谋出路的，县里要支持，保证调转手续顺畅。〔三〕除国家正式固定工之外，在剧团工作多年的合同工、副业工也要安排工作，单位条件可放低。
第二件要办的事是财产清理。工作小组的意见是，将剧团的物资、服装、道具、灯光、舞台等设备一一清点造册，移交财政局。所有物资归置到剧团仓库，加封暂存。
上述两件事的提议上报后很快获得通过。随后，又召开了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对人员流动做了具体安排：韩文生、何显威、马殿春调县文教局；赵彦春调劳动服务公司；张小燕调三屯营陶瓷厂；王孝敏调县文化馆；孙洪云调种子公司；岳树海、张印忠、傅建军、陈章富调物资局；李波、高胜山调链条厂；崔彦文调乡镇企业局；李小云、李福迈、吴斌调县一中；王孝章调交通局；郭振和调档案局；孙慧珍调城建局；黎丽华调粮食局；杨秀调工业局；李洪生调民政局；吴淑芹、张景波、李小凤〔因人在保定未去报到，后将关系办到保定二团〕调县二中；黄志敏调一实小；冯鹏程、王加利、张福文联系回唐山；宋国华、金世波联系去开平；董玉林、王德顺由县文教局办理退休手续；王晓奎、王燕、刘柱成、于宝森、张小乐、张子胜自选剧团调走。其余临时工下放回家，工资、路费参照前文规定办理。人员安置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同时物资亦责专人如期清点入库。
到1984年8月中旬，剧团解散后的一切应办事宜全部处理完毕，在迁西存续17个春秋的河北梆子剧团最终落下帷幕。
附1. 1984年1月一、二队合并后全体演职人员名单〔计67人，录自当时剧团团长王恩顺的工作日记〕
韩文生 王恩顺 何显威 赵彦春 董玉林 王德顺 于宝森 高胜山 陈章富
朱新征 王晓奎 程元朝 王留群 屈春乐 赵志军 刘宝平 朱志刚 卢振波
陈富生 何光辉 李成群 崔建军 刘金柱 张万明 王永阁 张志平 王志刚
孙丽云 刘桂珍 黎丽华 孙慧珍 李小凤 张小燕 王 艳 李秀敏 卢桂珍
刘梦仙 胡凤罗 孙洪云 王艳敏 贾翠芳 张贺侠 齐香蕊 何文阁 郝建阁
王孝章 王孝敏 吴 斌 张子胜 宋连发 李洪生 崔彦文 杨国忠 甄义山
金世波 魏增民 梁炳泽 马殿春 张景波 黄志敏 孙惠萍 戴宝来 白万林
蒋桂合 姜敬昌 徐向东 尹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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