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奇老人马相伯，为办学卖掉上海3000亩地，临终为何说自己是条狗？
马相伯这个名字大家或许有些陌生，但这位老先生绝对算是中国近代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乃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的创始人兼首任校长，就连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也都是他的弟子。老人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唤醒国人，却最终在日军侵华时期遗憾去世，没能见到国家的崛起。病重之际，由于忧国忧时，他说道：“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早年出国经历使他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因而下定决心毁家兴学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八年（1858年）时，全家从江苏镇江搬至上海定居。马相伯5岁入私塾读书，12岁到上海进入圣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读书，继而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同治九年（1870年），马相伯获得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1874年），马相伯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而在光绪二年（1876年）时，马相伯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竟然遭到教会幽禁“省过”，其一怒之下逐脱离耶稣会。
此后，马相伯开始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先后前往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尤其是日本维新变法和朝鲜守旧思想的强烈冲突，使得他深受启迪，他认为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提倡科学，兴办实业。
然而，马相伯虽然多次向朝廷献策，却始终没有获得回应，于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辞官，深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他，逐决定毁家兴学。
先后参与筹办多所大学，为教育事业奉献几乎一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马相伯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全部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因父母是天主教徒，马相伯在襁褓中便接受洗礼成为了天主教徒），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民国时期的震旦大学校舍鸟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便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次年，马相伯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自任院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初三，学校正式开学，震旦大学也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耶稣教会意图将震旦大学变为教会学校，并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结果引起学生不满，集体退学。马相伯见状，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学生一边，在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人的支持下，另行筹建复旦大学，并于同年中秋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李登辉任教务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相伯前往日本，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马相伯还曾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震旦学院预科，后改为震旦大学附中（今上海市向明中学前身）。又和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创办辅仁社（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等等。此外，他还曾多次向其他学校进行捐款，资助学生。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马相伯充满遗憾的逝去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经是91岁的高龄，深感国难当头的他，不仅号召“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更是亲自参与筹款，先后筹得10万元支援抗日义勇军。
从1932年11月起，他曾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并先后发起组建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逼近南京，在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纷纷劝说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在于右任的邀请下，马相伯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百岁寿诞之际，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中写下了““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之语，又将各方赠与的寿仪全部捐给了前线将士。
病重之际，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不禁说出了“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之语。10月20日，甚至湘北大捷的他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结果导致病势加剧，最终于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