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被称为“先生”的女性现有多少位？
你见过女性的名字后面冠以“先生”的称谓的吗？别以为对方搞错了，那是对那些德高望重、具有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女性的尊称。今天，有书君简单为你介绍几个被被称为“先生”女性：
李佩
关键词：奉献 大爱 英语
她全力支援国家建设：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两人早年留学美国，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国，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她开创“应用语言学”：李佩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之后，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李佩的一生是为祖国奉献的一生。2017年1月12日，李佩在京去世。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讣告和媒体报道时，以“先生”来称呼。
杨绛
关键词： 才华 作家 《我们仨》
她是世纪文豪：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钱钟书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代表作有《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不仅如此，杨绛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文学翻译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获得西班牙国王颁发 “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她淡泊名利，却慷慨捐赠：杨绛一生节俭，却捐赠了所有的积蓄和稿酬。钱钟书去世后，她把他们夫妇全部的稿酬版税都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励基金，累计捐赠金额达2000万。后来，她把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全部无偿捐赠国家博物馆。
有人曾这样评价：如果说张爱玲是带刺的红玫瑰，那么杨绛就是一株安静的茉莉花。平淡的容易被人忽视，却有自己最独特的香气。她无声无息的绽放，且以优雅度过一生。2017年杨绛逝世，网友感叹：最后一位被称为先生的女性离开了。
宋庆龄
关键词：政治家 社会活动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她致力于祖国统一：宋庆龄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致力于妇女与儿童的福利事业：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举世闻名的伟大女性，一生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妇女与儿童的福利事业，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9年上海解放后，毛主席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开头的称谓便是“庆龄先生”。
当然，被称为“先生”的女性远不止以上三位，还有像冰心、林薇因、何香凝、许广平……虽然她们都已经离开了，但她们作出的贡献，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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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上一辈的女性中，有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德高望重的，到老年可被尊称为“先生”。这个称谓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高的成就和荣誉。在我国不单有宋庆龄先生，还有冰心先生、杨绛先生等大家公认的值得尊敬的成功女性。
“先生”这一词一般是指男性，这是众所皆知的，但有时却也称女性为“先生”，如“庆龄先生”、“冰心先生”。这种叫法始于中国近代。
综合《辞海》和《辞源》的解释，“先生”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年长而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另一种是对别人的敬称，首先是对老师的敬称，其次还有对父兄、医生、道士等等。
怎么评价饶宗颐这个人？
对饶宗颐先生的正面评价有许多，比如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过：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金庸先生则这么说：
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才气纵横的钱钟书先生也赞其是“旷世奇才”。
确实，饶宗颐先生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学、宗教学、哲学、艺术、文献学以及印度学、中近东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其
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季羡林先生语）
但是从饶宗颐先生本人的角度来说，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如斯广泛，既并不是因为泛滥无归，也不是因为好奇好新。
饶宗颐先生曾经这么夫子自道：
对于世上很多事情，不只有我感兴趣，做学问的人很多。考古研究地下东西，一百年来挖的东西特别多。一百年前的人没有我们这种机会，我刚巧碰到，觉得不应该放弃。
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由此可见，饶宗颐先生的选择和皈依，基于学术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和他的学术道路和传承本身也是有关的。
1939年，22岁的饶宗颐先生就应顾颉刚先生之约，开始编纂《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2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崛起的“古史辨派”的传承在年方弱冠的先生身上得到延续，“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精神在后来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尚未出版便毁于战火，迄今《古史辨》只有前七册）
1982年，65岁的饶宗颐先生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考据相结合的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饶宗颐先生通过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继承并补充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雕像）
2003年，饶宗颐先生进一步指出，要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第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其他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最终将“三重证据法”扩展为“五重证据法”。饶宗颐先生的“五重证据法”，是建立在中西文明和文化相互交流互动的基础上，促进了传统国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桃李满门，所以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来描述他似乎并不准确，但是从他开创的学术领域和学术路径来说，他对于后学的示范和指导意义远远超越了具体的香港大学界或者国际汉学界的藩篱，具有相当丰富的普适性。
饶宗颐先生的贯通中西不仅仅是精通中西语言，博涉中西文化，而是
在学术上打破今古中外的界限，追寻远古事物又以今释古，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隔阂。
这是他给予后学最有益的启迪和帮助。
（饶宗颐先生书法“心无挂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