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那些医疗骗保的事件？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医疗骗保是在挖社会保障体系的墙角，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的水平及医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个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威慑力不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单位或者个人以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个人认为这样的处罚力度实在是太轻了，“假一都要罚十”，罚款十倍都不为过，涉及犯罪的，刑罚也需从严从重。骗保的社会危害应该是要远大于其它的“诈骗犯罪”行为，因为它造成的是社会公共危害。医保基金被骗保者骗去一分，百姓的治病救命钱就少了一分。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损失，实际上如果因骗保造成医保水平大幅降低，甚至直接威胁到医保制度的可持续性，那么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医疗社会保障水平会影响到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打个简单的比方。在劳动者没有任何保障，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份工作的工资仅仅是一顿饱饭，那么劳动者也不得不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劳动者的吃饭问题能够得到保障，那么让他做同样的工作，所需要的工资就会高多了。
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为了满足吃饭、医疗、住房等各种生活需求。同样的道理，劳动者的各种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能够得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就能随之提高。
问题出在了14年以后城市三级医院禁止扩张，包括病床数量控制在500張以内，但到现在为止各地三级医院还在扩张，他们盖高楼，他们要扩张病床数量，都需要钱，没钱怎么办？收病人住院，过度医疗，收医保的钱，收病人的钱，这个得不到控制医保基金还是要涨，一年几万亿都不够他们扩张速度的！
如何看待「肝癌患者帮人代购救命药被刑拘」？
我在《吃什么呢？——舌尖上的思考》一书里说过：有批号，再假的药也是真的；没有批号，再真的药也是假的。
在很多国家，如果药品没有获得本国的正式批号，那是不可能正常销售的，按照法律会以销售假药查处；相反，如果一个药本来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蒙混了一个批号，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销售了。
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
肝癌患者翟一平被刑拘，原因就是涉嫌销售假药。他从国外代购的药物，虽然有国外的药物批号，但是没有中国的批号，他在原售价上加价了5%，不管这个加价是否合理，是否是良心价，这个行为已经坐实了他所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销售的商品又是药品，根据有关法律，就是属于销售假药。
新闻里提到，翟一平的代理律师认为，“是不是假药，不能一刀切，应该依据最终效果决定。”
如果翟一平的律师真说了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考虑换一个律师了，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竟然也不明白这有关规定，也是比较奇葩了。
但是，中国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说，同样一个罪名，结果可能很不一样。
不是药神的陆勇，也是因为“代购”印度药而涉嫌销售假药罪。但是，陆勇没有在代购的药品上加价，患者的药钱是直接打给印度药厂掌控的银行卡，所以陆勇的商业行为并没有被坐实。
我还说过，如果生活中陆勇，如果像电影里一样，是一个药贩子，那他就会被坐实商业行为，检察院也不会撤回起诉。
对于翟一平来说，如果想走出困境，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争辩卖的是否是假药，而是要说明自己的行为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恰恰相反，如果有其他患者能站出来说明，翟一平所代购的药物带来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救了很多人的命，那翟一平也许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宽大处理。
不见得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也不会因为违反者是癌症患者就不予追究。
当然，癌症患者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的，至少可以申请保外就医。
我只能说翟一平的事情是个悲剧，我们只能期待这样的悲剧更少的上演。
有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一鸣的侏儒。他和一群热爱探险的游客去荒漠探险，后来他们被困荒漠，携带的水很快就不够了。他们到处找水，最后一鸣在一个狭小的山洞中发现了水源。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只有一鸣可以拿到水，但是一鸣要花费巨大的体力才能取到满足大家的水。后来一鸣想要不这样，我把水弄来，你们给我一定报酬，这样我才有动力去取更多的水。于是大家同意他的方案，总不能等死吧。就这样在救险队找到他们之前一鸣一直在赚钱，直到他们被发现。
当大家被救助后，一鸣被别人投诉了。说他没有商品买卖许可证，说他没有卫生安全许可证，说他是无证经营，说他赚不义之财。最后一鸣被刑拘了。虽然大多数探险队员都觉得一鸣赚的钱是他该得的，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他们早被渴死了。但是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一鸣还是受到了惩罚。
翟一平就跟一鸣差不多，他并没有进口销售药品的资质，他无法保证药品的品质。这样就给所有使用他销售药品的人带来极大的风险，而发生风险时他也没有能力给大家做保障。他只是以自己的道德品质来给他销售的药品做担保，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质押。虽然翟一平到目前为止道德没有失信，但是谁又能保证一辈子不失信呢？所以行政部门不可能允许这样的行为存在。也许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可控的，但是当很多效仿翟一平时，这样的道德品质担保一定会出问题。到时候产生的后果将是可怕的。
回头的来看，翟一平们是值得同情的，在生死面前谁都有选择继续活着的自由。但是当这种活下去的意愿受到某些因素阻隔时，为什么他们的自救受不到保护呢？这样的悲剧很无耐，只期待相关行政法规做适当的调整，为翟一平们自救开一个狭小的缝隙。
多么期待有一天，很多国外的代购来中国买一些原产救命药；多么期待《我不是药神》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其他国家，而不是我们国家。当然更希望全世界老百姓生病了都能得到合理的救治。
据媒体报道，现年46岁的翟一平，2014年罹患肝癌，从2016年开始帮QQ群里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肝癌药，两年下来他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一年前他干脆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从代购药物中获得5%左右的报酬。上月底，他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
自从翟一平罹患肝癌后，就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常常在聚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群里与病友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翟一平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和E7080仑伐替尼。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逼近100%。自己治疗见效后，他经常把这两种药介绍给其他病人。由于PD-1需要全程冷链配送，患者自行购买无法保证温度，但翟一平销售的抗癌药，有冷链配送、有专门的德国渠道，价格只在德国原售价基础上加5%。但就是这5%的利润，使翟一平面临牢狱之灾。
为什么翟一平涉嫌违法？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这意味着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真药也将被追究刑责。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即使你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购买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可直接认定为“假药”。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只要生产、销售假药的，最低处罚标准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造成危害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刑罚还会增加。
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首先，要在法律层面上下功夫，将国外代购的真药定性为“假药”并入刑值得商榷。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进口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直接认定为“假药”，这种管理方式着实过于简单。导致的后果是，销售了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会触犯销售假药罪，要比生产销售过期疫苗只定为生产销售劣药罪重得多，明显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其次，希望国家能够加快药品的审批，去掉一些繁琐的手续。经临床研究证实无种族差异的，能够尽早的审批上市。让我国的患者能够早日用上最新的救命药。
最后，希望有关部门大力的扶持我国的制药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期待我国能够自主研发抗癌新药，惠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癌症患者。
谢邀~
即使卖药者本人是肝癌患者，卖的药是给病友。药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销售的，而且存在营利行为。他的行为是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这是常识。
关于这件事情，小超人有一点点自己的看法。
最近《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影响非常广泛，陈勇孤胆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癌症患者用药难的处境也得到空前的公众关注。世界有好药，国内用不上，真是一个忧伤的故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的空前发达，信息传达异常快速。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对自己的疾病非常清楚的患者，甚至有的患者会查询专业期刊文章和最新进展，另临床医生都汗颜。但是，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共性更有个性，治疗必须个体化，用药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盲目用药对患者绝不是好事。世间没有万能药，唯有新病、难病层出不穷。
我们可以希望药监局能够加快药物审核的速度更快，让广大患者受益。但是审核这个过程是不能忽略的，对药物的安全性需要特别谨慎。而且存在种族的差异，国外治疗有效的药，未必到了国内就十分安全和有效，这些都是需要评估和考量的。
个别人通过走私药品赚钱（程勇没赚钱），不管本身是不是患者，这种行为绝不可以被允许和推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法律是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