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出不穷的“雪场黑教练”，怎么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坛经济观察（ID：titansportsindustry），作者：刘津成，原文标题：《体育培训 | 高志丹提“雪场黑教练”治理，什么是滑雪教学最优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在《旗帜》杂志撰文谈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以治理“滑雪场黑教练”为契机，规范发展冰雪运动和社会体育、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不断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滑雪教学市场的乱象已经成为滑雪行业的老大难问题，不仅让从业者疲于应付，也经常形成社会舆论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滑雪行业的形象。 例如，每年都会出现的亲友教学问题，导致一些雪场要求滑雪者“证明你女朋友是你女朋友”，这样的灵魂拷问很容易引发网络的口诛笔伐。
造成这样紧张对立局面的，是滑雪私教的泛滥。 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保障学员的安全和教学效果，甚至可能造成事故和伤害。
为了规范滑雪教学市场，遏制私教乱象，一些雪场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崇礼地区的雪场近日就发布联合声明，打击违规教学行为，实行黑名单与没收雪卡的惩罚措施。
9月14日，第八届中国滑雪产业发展论坛举办了一场“如何面对滑雪私教市场泛滥之现象”的专题圆桌论坛，针对这一议题，多位滑雪行业的专家和从业者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经验。
黑私教为何成为雪场“顽疾”？
太舞滑雪小镇副总裁王世刚在论坛上表示，目前雪场的教学管理非常严格，但黑私教的问题却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正规教练的利益和雪场的秩序。
有的黑导自己持有季卡，在雪道上寻找目标客户，然后进行推销；有的黑导会在雪场大厅酒店等营业场所里寻找客源；还有一种黑导拥有自己的熟客，直接一同带到雪场进行教学，甚至不同的黑导之间还形成了默契，自行安排先后顺序，管理秩序井然，很难进行鉴别。
云顶滑雪公园管理集团副总裁王世同表示，黑私教对正规教练员就业有很大影响，对地方政府的税收也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学员安全没有保障， 一旦发生纠纷和事故，就会把学员甚至小孩子丢在雪道上不管。 出现纠纷和事故后，经常把学员乃至小孩扔在雪道上不管，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但客人认为反正到了雪场这出了事都是你（雪场）的责任，对此雪场也颇为困惑苦恼。”王世同说。
那么国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他告诉记者，日本虽然也有黑导，但是处罚非常严格，政府支持重罚。而国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权力，雪场在这个问题上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光是崇礼地区就有3000名持证教练，这么大的行业，政府和政策应该保护一下。”
实际上，从中国有滑雪场的那一天，就存在私自教学的现象，各家雪场为了治理私教也是煞费苦心。
南山滑雪场总经理胡卫表示：“曾考虑过拒绝向黑私教售卖雪票，但他们总会有各种办法买票进场，雪场并不能限制他入场的权利。”
黑私教难治理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好鉴别，在不同规模的雪场，鉴别私教的难度是完全不同的。室内雪场和中小型雪场空间相对狭小封闭，对于违规教学相对与大型室外雪场更好识别。
成都西岭雪山景区运营总监李潇表示，西岭雪山雪场由于是中小型雪场，通过盯住“关键领袖”的方式能够有效治理黑私教问题，但对于客群复杂的大型雪场问题则棘手一些。
去年新闻报道了一起游客带着5岁的外甥女到崇礼某雪场地初级道滑雪，被工作人员定性为违规私教的案例，雪场还中止了其季卡使用权限，待第二天拿户口本证明亲属关系后才恢复。
张家口市崇礼区体育局稽查大队周队长认为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去鉴定，是否是教学活动只有当事人清楚，碰到此类情形，只能和滑雪场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解决。
云顶滑雪公园管理集团副总裁王世同有着20多年的从业经验，他对于“滑雪私教泛滥”的问题深有感触，“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难题，很难区分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哪些是为了赚钱而偷偷教学的黑导（黑私教）。如果我们管得太严，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让雪场变成‘格斗小镇’；如果我们管得不够，就会让黑导无法控制。”
但是绝大多数雪场管理者对“滑雪私教泛滥”这一议题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堵不如疏 。目前，崇礼也在开放个人或机构有资质的教练员合作，并且在积极努力推动将私教问题纳入到地方人大的议题中去。
市场乱象本质是供需错配
存在即合理，“黑市”的出现通常是由于市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供需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数量上无法满足需求。 一家大型雪场通常雪季期间拥有200名以上滑雪教练，目的地型雪场甚至要达到300~400名教练，但是教练的数量还是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旺季的周末，教练的出导率几乎100%，很多客户实际上是流失掉了，“家长是愿意花钱为孩子请一个靠谱的1对1教练，却苦于预约难。”
其次教学质量上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 王世刚提到，雪场教练水平通常不如社会上的教练，从技术水平上雪场教练的水平是有待提高的，这并不是自我贬低，而是一个制度性矛盾。目前教练普遍通过临时招聘短期培训上岗，这就给私导创造了生存土壤。
嵩顶滑雪场总经理吕世坤接受采访时提到，在今天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全国很多地区的雪场教练还以当地农民为主，真正科班出身的教练比例较低。
根据现有法规，滑雪教练从业需要考取《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也就是所谓的“滑雪国职”。这个资格证通过难度并不高，很多雪场将零基础的大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后匆匆让其上岗，而市面上流行的国际教练证书也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尚未形成良性的利益分配机制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目前的教练教学利润分成比例过低，是导致优秀教练难以留住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国内滑雪教练压根就不能算作是一个职业。
“为什么好的教练都愿意离开雪场自己出来工作？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分配。”张家口奥体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力涛表示。
王世刚表示，现行的雪场尽可能压缩教练吃、住、交通成本，激励制度使得教练并不会把提升技术放在第一位，而是尽量多接客户。
记者采访了一位兼职滑雪教练，他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务实的教学派，不论是理论水平还是教学水平都很高，但由于不愿意主动推销自己，因此客户相对较少，劣币逐良币的现象在滑雪教学市场较为普遍。
近年来，相对年轻的体育院校学生，滑雪爱好者开始从事教学这个行业，但通常也是以冬天兼职为主，尽管四季经营的室内滑雪场全国已经有50家之多，但四季滑雪教练这一职业群体仍然是小众，滑雪教练很难作为一种稳定的职业选择，也没有企业能够全年性地雇佣滑雪教练，这不符合市场逻辑。
在欧美国家，从事滑雪教学培训的通常是山地户外行业地从业者，在夏季做登山、山地自行车、滑翔伞、水上运动、徒步向导，冬季做滑雪指导员、户外导滑等。其工作模式与雇佣关系已经相对成熟。
张力涛对此还提到，法国的私教也很多，但所有私教都是通过了法国国立滑雪登山学校的正规考试，教练可以选择在雪场的学校里、酒店或者自己个人工作。最终获取资质的滑雪教练由政府定薪资，教学提成比例高达85%完全归个人所得，剩余的15%用于补足学校的运营成本，因此在这种机制下，很少有教练会选择脱离开学校自己工作。
而目前国内的滑雪学校还是“利润大户”，不仅要尽可能地创收，还要压缩人力成本。
抓住“看不见的手”，实现互利共赢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教练体系都像法国一样系统完善，绝大多数还是以兼业为主，这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构建系统化、专业化、梯度化的教学体系与职级晋升体系。
首先是市场自发性补足滑雪教学的多样需求。 中国滑雪培训还处于起步阶段，悟空滑雪学校CEO王晨提到，目前超过70%的游客并没有选择教学服务，价格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就给低价低质的野生教练创造了市场空间。相对于雪场教练，社会上的独立滑雪教练会有更好的服务态度。王世刚提到，今年遇见了一位小孩，一个雪季在市面上聘请教练的费用花了15万元之多，车接车送，专属服务，服务够好，有人就愿意买单。
另一方面，滑雪教学的需求也在不断细分，有的人专注于自由式、有的人想提升进阶刻滑技术、有的人想学野雪技术。这些需求雪场通常无法满足，只能依靠市场上机构和独立教练来补足。一些专注某一领域的正规教学机构也得到了雪场的支持，他们有一定的资源和能力共同提升客户体验。
其次是滑雪教学资源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越来越多的雪场意识到，不应该将滑雪教学资源独占，而应该与社会上的机构和独立教练积极合作，通过收取场地费，既能带动客流，又能降低自身的人力成本。
张力涛表示他们即将采用一种合作教练的模式，让雪场成为一个平台，提供优质的滑雪教学服务，同时也能降低运营开支。
以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地崇礼密苑云顶乐园为例，其旺季时滑雪学校拥有400个教练，仅工资一项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室内滑雪第一品牌融创热雪奇迹今年已经与超过30个机构签约合作，共享滑雪教学资源，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当然，合作教练的模式也需要对机构和教练的资质和口碑进行严格的筛选和管理。 西岭雪山运营总监李潇认为：“黑私教的问题本质是经营理念的问题，不能一刀切。滑雪本身属于文旅属性，文旅行业中也有很多优质的个人和组织，这是一个筛选和培养的过程。”
最近，万龙滑雪场也推出了今年的“联盟滑雪教练计划”，社会上的有资质的独立教练可以通过购买储值卡的方式加入到联盟教练中，在每次教学时划取一定的场地费用。
可以看到，雪场方的诚意已经很足，今年这种模式能否良性运行还拭目以待。毕竟针对违规教学的管理成本还是较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发动正规合作教练与雪场员工的共同监督，形成自发检举的黑名单机制，形成一定的震慑力。
滑雪教学路在何方？全教学或许是最优解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初级滑雪市场，根据最新的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数据，国内滑雪场的人均滑雪次数仅为1.77，雪场中超过一半的游客都是初次体验者。
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国外的首滑转化率通常为20%，而国内仅有1%。” 热雪奇迹副总经理伊力表示，滑雪培训是整个滑雪产业生态中重要的一部分，很多社会上的机构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满足滑雪垂直领域的不同的需求，如果雪场都自己培养，成本则较高。另外，热雪奇迹已经开发了面向B端的教练合作APP平台。
这些年因为北京冬奥会而提出的三亿人上冰雪战略让很多人都体验到了滑雪运动的乐趣，但上冰雪不仅要上得去，还要留得住。从初次体验到最终真正形成消费粘性还需要一定的必经阶段，而能够加速这一阶段的唯有接受良好的教学，让滑雪者能够建立自信、找到运动的成就感与自我效能感， 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消费人口。
每一个地区与城市，参与滑雪运动的潜在人口是固定的，如果只关注眼前利益，不重视教学的质量与雪场的初次体验，那等于竭泽而渔，最终葬送的必将是整个行业的未来。
但是，目前滑雪教学的价格仍然较高，这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雪场方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乐于在未来开展更多的高质量低价格的教学活动。
中国的滑雪产业起步晚，相比于西方国家，我们存在大量的“成人初学者”，因此大多数雪场来说，游客的滑雪水平比例是一个底座较宽的金字塔型，而西方冰雪产业发达的国家则是一个纺锤形结构，只有青少年儿童以及少量的成人初学者，因此其滑雪教学的供给模式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也并不是说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这种初级市场，曾考察过伦敦郊区的室内滑雪场，那也是一个相对初级的滑雪市场，雪道上基本都是大量的初学者，但是雪场的管理较为严格，如果是完全新手，雪场会要求你请教练。
而在埃及的Mall of Egypt滑雪乐园中，更是直接采用了直接的等级教学与认证管理系统，与国内近年来一些地区雪场推出的“全教学”模式类似，很好的适配了初学者较多的市场场景，提升了教学的效率与场地的安全性。
也许全教学模式是滑雪产业的未来解，在初学者较多的中小型雪场。 中国的滑雪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层，需求日趋多元，滑雪教学产品应该顺应市场需求，从雪场的角度，不应把滑雪学校只当成收入的来源，应该把滑雪者的体验当作核心要义，不断改进教学服务，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共同把蛋糕做大，将滑雪运动推广到更多的家庭。
如果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很多人走上雪道就是靠朋友的带领与鼓励，滑雪作为一项社交属性较强的运动，亲友是创造市场增量的重要方式。很多滑雪俱乐部初期培养粉丝就是靠着互助教学，如果一个人，消费的动机也并不会强，因此对于“亲友教学”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在初级教学区适当允许亲友进行简单动作指导。当然，这如何与违规私教进行区分，还需要一定的管理艺术与智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坛经济观察（ID：titansportsindustry），作者：刘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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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十获美国冠军的越野滑雪名将，为何成为世界泳联的公关经理？
申请2023年福冈游泳世锦赛证件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世界泳联（原名国际泳联）公关经理的问询邮件。他并不知道我，我也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这让我意识到，世界泳联更换了公关经理。
出于职业习惯，我搜索了一下他的名字，没想到会有意外收获。这位名叫托林-克洛兹的公关经理，竟是参加过四届冬奥会的越野滑雪名将。退役之后，他在犹他州的《德撒律新闻报》当过记者，北京冬奥会之前还是坦桑尼亚的越野滑雪教练。在先后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和国际篮联工作过之后，他在2021年入职世界泳联，成为了公关经理。
从越野滑雪运动员，到媒体记者，再到国际体育机构的公关经理，托林-克洛兹经历传奇，履历丰富。到了福冈之后，我和他约了一个采访，想要挖掘一下他背后的故事。
拿过十次北美冠军的越野滑雪名将
托林-克洛兹出生于1980年，来自华盛顿州，2005年他第一次赢得了越野滑雪的全美冠军。他最后一次斩获这个殊荣是在2013年，期间他还有8次登上全国比赛的冠军领奖台。
“美国的国内比赛，与世界杯或者其他国际比赛还是有所不同，但水平同样很高。所以，我为此感到骄傲。尤其是在职业生涯末期当我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我更多专注于国内的比赛，如果其他人想要赢，就必须跨越我这一关。”托林-克洛兹说。
在国际赛场上，托林-克洛兹最佳成绩是获得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铜牌，并曾跻身世界杯总排名的前20名。
出众的成绩，以及稳定的发挥，让他一共参加了四届冬奥会——盐湖城冬奥会、都灵冬奥会、温哥华冬奥会和索契冬奥会。
“我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是在2002年的盐湖城，那时我还是犹他大学的学生，靠跑步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体育是我重要的背景，但是在跑步方面，我经常受伤，很难保持连续性，我最终选择了越野滑雪。盐湖城冬奥会前一年，世界杯分站赛来到了我的家乡，我参加了比赛并获得了第11名，国家队的大门就此向我打开。”盐湖城就是犹他州的首府，2002年冬奥会期间，托林-克洛兹的大学宿舍甚至变成了运动员村的一部分，这让他收获了独一无二的体验。
四年之后的都灵冬奥会，托林-克洛兹正处于竞技生涯的高峰期。在冬奥会之前的欧洲杯的比赛中，托林-克洛兹闯进了B组决赛，并在B组决赛中战胜了卫冕冠军。这让他对都灵冬奥会满怀信心，但是比赛期间他患上了支气管炎，未能发挥出最佳水准。
温哥华冬奥会被他看成是另一次主场作战，他也取得了奥运最佳战绩。“从我的家乡驱车去惠斯勒（温哥华冬奥会滑雪比赛举办地）也就5、6个小时的车程，坐飞机的话只需要45分钟。我所生活的环境，包括那些高山、雪场的状况，与惠斯勒都非常相似，感觉就像是主场作战。在男子团体短距离项目上，我们瞄准了领奖台，最终获得了第9名。”
索契冬奥会之后，托林-克洛兹就退役了。他说自己从未获得过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奖牌，但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因为他竭尽了全力，并拥有了非常漫长的职业生涯。
一头扎进媒体行业
托林-克洛兹第一份媒体工作是在华盛顿为《今日美国》报道体育赛事，后来他回到了盐湖城，为NBC的附属机构服务。
成为记者，一直都是托林-克洛兹的梦想。在高中的时候，他就为学校的出版社工作。他们出版了校报和年鉴。
他在犹他大学读的专业是经济学，同时辅修了媒体专业。后来，他在威斯敏斯特大学获得了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我还在滑雪的时候，就为不同的媒体撰写稿件。如果不写稿，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痒痒。当我成为了记者之后，我也非常愿意倾听别人的故事。我喜欢在混合区与运动员们交流，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与他们一起共情。这真的非常有趣，当然也是一个挑战，媒体行业同样是充满竞争的。”托林-克洛兹说。
托林-克洛兹指出，通过写作来讲述故事，一直都是媒体的根本。但在新媒体的浪潮下，他在退役后也积极转型成为了数字媒体记者。“我也试着用视频、图片来讲述故事，成为一名多媒体人。当我在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后来就进入了国际体育机构，我的角色变得更多了。无论如何，扎实的写作背景，对我真的很有帮助，因为我可以写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非常干净，而且能吸引人。当然，扩展技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媒体运营，我也学到了很多。”
帮助坦桑尼亚运动员冲击北京冬奥会
在从媒体人向体育机构媒介经理过渡的过程中，托林-克洛兹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还曾经短暂担任过坦桑尼亚的越野滑雪教练，带领来自非洲的运动员向北京冬奥会发起冲击。
谈到这段经历时，托林-克洛兹笑了起来，表示这真是一段非常酷的旅程，“当我为IOC（国际奥委会）工作时，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他是坦桑尼亚人。他对于滑雪非常感兴趣，作为好朋友，我引领他去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来瑞士为国际奥委会工作之前，他其实从来没有见过雪。”
托林-克洛兹这个虽然之前没有见过雪，但后来迷上滑雪的坦桑尼亚朋友梦想变成了参加北京冬奥会。不过，他们最终失败了。“我们去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但是没有获得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也有了一段执教经历。他马上就会有孩子了，我们看看他是否会冲击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孩子快出生了，情况就这样了。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梦想，可能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托林-克洛兹现阶段会专注于世界泳联的工作，至于未来是否会重新回到滑雪教练的工作，他说：“我永远不会说不。”
当我问他未来是否有兴趣担任中国越野滑雪队的主教练或者助理教练时，他给了一个很开放的答案，而且他对中国越野滑雪队员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表现了如指掌令我大为吃惊。“我是绝对不会说不可能的。你们拥有很多令人称赞的天才选手，我们在北京冬奥会上都看到了。他（王强）在男子个人短距离四分之一决赛中被判犯规，太不幸了。你们国家已经展现了有登上这个项目领奖台的潜力，这个目标将会很快实现。”托林-克洛兹忘记了王强的名字，但是对于细节的还原准确无误。而作为一个前冬季项目专项记者，我对此却是茫然无知的。
在世界泳联迎接全新挑战
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工作期间，托林-克洛兹后来升任媒介和公关经理；2021年5月-2021年12月，他又在国际篮联担任全球数字内容的负责人。
2021年年底，他正式加盟世界泳联。他觉得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很多游泳项目的运动员成为了英雄，但是他们的故事并不为外界熟知。“如果我能为此做出一点改变，就会在这项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在游泳池和开放水域，我有更多机会去发挥创作力，所以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挑战呢？”
从一个越野滑雪名宿，到游泳项目的公关经理，托林-克洛兹承认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满怀激情，我必须沉浸到这项运动中去，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记者们会问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的职责不再是单纯的内容生产者，而是需要全方位服务媒体。福冈世锦赛注册媒体达到了400家，媒体转播工作人员超过500人。这些都是托林-克洛兹服务的对象。
我们很自然聊到了《纽约时报》裁撤体育部的消息。“这简直令人伤心，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是最顶级的媒体。作为媒体从业者，你总是希望能够达到他们的高度。他们是那种能够杀进奥运会决赛、世锦赛决赛的（媒体人）。”
媒体的凋零导致了很多游泳名记的缺席。在福冈，我没有看到老朋友克雷格-洛德的身影，他还在为《泰晤士报》工作。本届世锦赛，他一共写了三篇稿子，都是关于英国的强势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
托林-克洛兹告诉我，BBC也缺席了。我并不认识《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媒体看台也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专属坐席。《华盛顿邮报》有专属坐席，就在腾讯坐席的旁边，但是与腾讯没有专项记者在现场一样，我也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媒体业态的改变，也给托林-克洛兹的团队提出了全新的考验，他们需要为不在现场的记者提供更多内容服务。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更多采访和撰稿的工作，“我们现在生活在后疫情时代，有一些特殊。我们需要让BBC能够参与世锦赛的报道，尽管他们并没有记者从英国来到这里（福冈）。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内容生产者了，但这仍然是我部分职责之一。”
托林-克洛兹介绍说，他们有一支来自当地的团队，能够采访到几乎每一个奖牌者。“在75个奖牌项目中，我们对250多名运动员进行了采访。这些采访内容将被提供给世界各地的记者。虽然在后方工作与现场采访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记者们能够看到比赛直播，听到运动员说了些什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我们可以还原95%的场景，让远程记者犹如身临其境。这是我的一个大目标，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在福冈完成得非常好。”托林-克洛兹对自己和团队在福冈世锦赛上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也称赞了中国队在福冈的表现，“关于中国跳水队，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强国(powerhouse)」，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是否适合描述中国跳水队近乎完美的表现。我知道中国以前有过一些伟大的游泳运动员，但现在我们看到新一代游泳运动员在世界舞台上真正崛起了。我们将在未来几年频繁看到这些名字，如果不是十年或者更久的话。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中国体育和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这必将是一个备受鼓舞的时刻。”
